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4月28日、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此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我们应抓住用好这一有利的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于学军说，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距离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普查数据反映出新世纪10年间中国人口国情的五大变化——人口总量和素质变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龄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这也是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国情影响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五大变数。
总量VS质量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欧洲国家趋近于0‰，发展中国家高达14‰。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同“五普”相比，中国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每年达到劳动年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大学生生源数量将逐年下降。
“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
2010年，中国连续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直指教育提质，提出“进入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以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为中国未来10～20年储备‘人口竞争力’”，翟振武说，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人口流动迅猛
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呼“意外”。
“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2.21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6.66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个数据的背后有很多问题要回答、要解决”，于学军说。
他所指的很多问题，既包括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翟振武说，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2.21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高度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广东是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该省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人，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约95%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介绍，近年来该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动人口均占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区，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馆，管理难度很大。
为解决原有“暂住证”制度无法适应流动人口新变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广东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部门在全省实行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证通”制度。
“一证通”以管好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和务工就业两个关键环节为重点，逐步将流动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时，强化了服务功能。
据2010年起实施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持证人员可以在广东享受职业培训、就业、社保、计划生育、入户、子女教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的权益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入户和子女入学问题作出了“七年入户、五年入学”的规定。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户政处介绍，各地各部门还以居住证为依托，累计为流动人口出台优惠政策100多项。
受访专家指出，人口流动增速迅猛，给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社保制度统一等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实中的探索空间十分广阔。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员说，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非常必要。以往，我们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这一块，以户籍人口数据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而忽视了大量离开户口所在地生活在异乡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统计，广东人口总量跃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动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这些清晰的数据，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的比重从1.09%上升到1.46%，天津从0.79%上升到0.97%，上海从1.32%上升到1.72%，浙江从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说，“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改变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中国10年前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次第实施。但仍出现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问题。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