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空巢
“六普”数据显示，与“五普”相比，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600万，‘十二五’时期预计年均增长800万，未来10年将新增1个多亿老年人。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翟振武说。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在天津这一数值仅为2.73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说，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产生很多负面社会问题。“现在的老年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比较好的职业生涯经验，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层面如何应对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我们以前经常说老龄化问题需要重视，但总觉得离我们还远。但‘六普’的数据说明，这次狼真的来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经进来了”。翟振武的形容很传神。老龄化加速＋空巢化，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类老龄化引发的突出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翟振武说。
性别失衡风险
在“六普”数据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在“十一五”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年为120.56。
根据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1982年“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
在农耕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李建民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是偏好男性的，现实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经济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利益结构不改变，彻底扭转性别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消除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利益驱动，还要从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中的性别歧视；对女孩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优惠，形成利益导向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淡化“养儿防老”传统思维。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国情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变数，即是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稳定的脚下基石。
在此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令人联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学界专家所提出的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的建议。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即是指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穆光宗说，“我们沉迷在人口数量的误区中久矣、深矣。中国人口总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更多地在于在结构上。必须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关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关系；适度生育与养老保障的关系；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关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关系。“为避免陷入未来的困境，适度生育计划、优化人口发展是可靠的战略抉择”。
于学军认为，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于学军说。(杨琳 孔博 关子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