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十二五’期间，也就是今后五年内，我国大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0～14岁的少儿人口。”仔细盘点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出乎意料地发现，这比他之前预测中这个时间点的到来早了6～8年。
老龄化浪潮正在以超出预想的速度向我们袭来——这是中国经历了令人炫目的经济起飞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发达国家用几十、上百年时间所达到的老龄化程度，我们二十几年就达到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
“这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加快转型。”杜鹏指出。
老龄人口或超少儿人口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在人口大省四川、山东，老龄化形势更趋严重。四川省老龄委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60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5.3%。而在山东，2010年该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942.9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占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8.09%，老年人口总量居全国第一位。
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0%，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数据，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比预想中要快。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简称“全国老龄办”)2010年7月14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大约是1.67亿。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大约是1.776亿，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0年11月1日。
对比两组数据后翟振武发现，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00年～2009年，提高2.5个百分点用了9年，而从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个百分点仅用了1年。
“也就是说10个月时间多了1000多万人，每个月增加100多万人。照此计算，2013年，我国大陆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亿人”。根据杜鹏原来的预计，达到这个数要到2014年。“过去总人口大概每10年增长1.2亿，而2000年到2010年仅仅增长了7000多万，总人口增长速度降低，所以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更大”。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少儿人口比老年人口下降快。”杜鹏说。
过去10年，0～14岁的少儿人口下降了6.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大约下降0.6个百分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大约每年上升0.3个百分点。如果上述趋势继续发展，杜鹏估算，到2014年，少儿人口占比将为14.2%，老年人口将升为14.4%——在新中国历史上，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将首次超过少儿人口。
杜鹏指出：“这意味着过去我们的社会许多设施是为少儿准备的，比如我们建了大量的幼儿园、学校，以后必须适应老龄化的趋势，发展适合老年人的各种设施，包括消费结构也要转型。”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情况，翟振武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老龄化进程会越来越快。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2010年开始步入60岁。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要一直从现在持续到2019年。
有关专家预计，由于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负增长，1962年人口补偿性回升，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等原因，在2019年～2022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减少，2022年～2032年增速回升，2033年以后再次降低。
“边富边老”
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很多学者和媒体用“未富先老”来概括中国老龄化的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此次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这只是对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老龄化特征的概括，我国现阶段老龄化的特征应当是“边富边老”。
“未富先老”概念的提出者，是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邬沧萍。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于同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平均寿命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高出很多。提出“未富先老”，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警示社会对老龄化做好各种准备，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但是，2010年以后就不宜将‘未富先老’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了。”杜鹏提醒说，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一般来讲，发达国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标准时，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中国的数字与此差别并不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在对比了多个国家在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关系后发现，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三种情况：有一些国家是“未富先老”(如法国、挪威、瑞典和意大利)，也有一些国家是“即富即老”(如英国和德国)，还有一些国家是“先富后老”(如美国、日本和韩国)。因此，中国并非世界上首次遇到问题的国家。
杜鹏曾运用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2007年50个亚洲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资料，对中国与亚洲各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老年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比。他发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亚洲各国当中，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并不是最高的，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唯一构成“最”的是，中国在2070年以前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中国与自己的过去纵向比较，确实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高、速度加快。杜鹏、翟振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曾于2005年做过一次“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预测，其中预计，从2010年到2032年的22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
“过去提‘未富先老’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如果一再强调这个概念，是为不能处理好老龄化的问题提供一个借口，那就没有意义了。”杜鹏认为。
人口红利消失的恐惧
在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应声而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5月5日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认为，这次人口调查数据确认，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中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
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田雪原有自己的见解。198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文章中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的“人口红利”是同一个意思，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当中，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减小，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高，从属年龄比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阶段。
田雪原认为，从198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比即从属比下降，到1990年下降到0.5，2009年下降到0.37最低值，2030年又回升到0.5，“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U型曲线可长达40年左右。“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20年时间可以收取人口红利。”
田雪原提出，有两个刘易斯拐点：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9年，这一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高，为73%；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17年，这一年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达到10.0亿峰值，2018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这样，2009年和2017年这两个时间点就将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之前，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2010年至2017年，处于由过剩向平衡转变阶段，即由买卖双方共同主宰，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不足并存阶段；2017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市场主要是卖方市场，劳动力价格会上升。不过，对不足要作出准确的估量。
杜鹏认为，“人口红利”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只是从人口结构上进行解释的一个参考。未来应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还是要靠对人力资源本身潜力的挖掘，中国可打的牌还有很多。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产业结构、考虑推迟退休年龄等。“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因为老年人口多而发展停滞的，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要从依靠人口数量向依靠人口质量转变。”
调整生育政策的空间
生育政策调整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能够决定人口结构的只有两个变量——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医学水平的进步比较缓慢，死亡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这样，出生率就成为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唯一变量。能用来影响老龄化进程的唯一政策变量就是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解释。
近一两年来，围绕生育政策是否放开，有过许多争论。
支持者认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言明的30年期限已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开二胎不会发生生育反弹。
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放开生育政策，反弹势能较大等。
就本刊记者追踪采访的情况来看，调整生育政策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目前的分歧只在于“如何适度放开”。
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王桂新说，一般来说三五年的短期人口预测是能够做得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人口规模与之前做国家人口战略时所预测的人口规模差距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当时做预测时设定的总和生育率比较高，现在的普查数据说明总和生育率并没有那么高。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一旦总和生育率超过2.1，人口数量就会增长，而小于2.1，人口数量就会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
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来，媒体记者和一些学者之所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记者和学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
山西翼城曾作为放开二胎的试点地区。对于一些放开二胎的试点所取得的成果，翟振武说：“翼城有一定的特殊性，当地试点二胎生育时，周边村庄实行‘一胎半’政策。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压力，大家互相之间有监督，因为如果不按政策生育，试点就会被取消，生育政策恢复‘一胎半’，因此它的经验不太容易推广。”
对于新加坡等地鼓励生育，但生育率迟迟上不去的现象，翟振武提醒：“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而在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区域与区域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当时设计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是希望有一代独生子女，如果再来一代独生子女，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为4—2—1型的，那就是一个人养两个人”，田雪原反问本刊记者：“你觉得能承担得了吗？”
“说到底，调整生育政策只能缓解老龄化过程，我们所要经历的老龄化进程是早晚的事，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型才是长久之计”。王桂新说。
左学金说，根据2010年统计公报，农业生产总值占GDP10%多一点，就业占近38%，这说明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未充分利用。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应该消除制度壁垒、更好地发挥劳动力的潜能。“过去，我们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教育财政性投资不到3.5%，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后需要加大投资。大学也应当努力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老有所依当为“百年大计”
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止“人口红利”消退那么简单。今年年初曾有媒体报道，上海社保金每年亏空超百亿元。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保亏空，并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而“应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问题，是全国都面临的大问题”。
李建民曾撰文说，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他说，“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李建民认为，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一挑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2011年3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进一步加速。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推进老龄事业“六个体系”建设，即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龄工作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若干体系的构建，关键还在于能够落实在每一个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务”上。翟振武举例说：“近几年，我们在媒体上会看到有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几天以后才被邻居发现。这就说明缺乏老年人的照顾护理体系。在国外，老人随身带有‘呼叫器’，即使摔一跤，也可以马上摁下‘呼叫器’从而获得帮助。”
“在国外，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这种住宅特别注意老年人居住的无障碍化和通用化，如住宅内尽可能无高低门槛，洗浴间避免用易滑地板，多层楼房一般都装有电梯，甚至还考虑与子女住亲属房的位置，这些都是为了老年人生活、出行、照料方便，等等。”王桂新举例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该有一个综合政策体系，是全社会的事。特别要注意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行动应该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杜鹏认为，还应建立老年人社会参与体系。“传统的观念将老年人口视为‘被抚养人口’，并不指望他们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但是随着我们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比如许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做许多事情，他们不仅在脑力上不输年轻人，甚至在经验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多想想老年人能做什么？为老有所为提供支持。”
“1982年，中国建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发展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任重而道远”。杜鹏说，“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初期，但是这个“加速度”会非常快，老龄事业是百年大计，当早谋之。”(温泉 王海鹰 吴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