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发生后两个星期，刘猛和无数涌入的志愿者一样，不认识人，不熟悉灾区，不会讲四川话(也听不懂)。传说中，他拎了一瓶酒去找都江堰市领导，说明自己不是来“蜻蜓点水”，是来长期驻扎。他得到了一个口头批准，两顶帐篷，于是立刻开设临时学校，像断肢续接，用最快速度为恐惧和疲惫的孩子缓解创伤。
在那之后，刘猛做的事不外乎围着妈妈和孩子们打转。3年来，从帐篷学校、板房里的心理援助站，到专为丧子母亲再孕提供心理援助的“妈妈之家”，再到筹备中的为贫困儿童打造的“一天公益”项目。“我是本身能力较低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管理技巧，”他这么说自己，“我有的就是像唐僧一样，只知道向西走，我有那个使命感，还有的就是自信，这一路上，我没有钉耙，但有钉耙的人自会来相助。”
■和刘猛打交道下来，留下最深印象就是他的人生在“省电模式”——他几乎从来不抱怨。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只有“问题”和“解决”两个区域，也就是“解决问题”一种功能。谁也没听他抱怨过，最多幽幽地一句，“今年3月份我到××奶业公司去为孩子们要点奶粉，一听我说是地震灾区来的，公司的销售总监说了两个字儿：出去。”他回味着这简洁的回答，自个儿笑了。
■评价过去的3年，刘猛说，我计划之中的、朋友们认为是梦想的、大众认为是妄想的，全都实现了。第一，我们有了自己的心理援助模式，并被收入高校教材；第二，不挂靠上级单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第三，“妈妈之家”有150多名再孕妈妈顺利生下了孩子，整个灾区一共2000多名，我们占的比例是很高的。
200多道工序，稳住“妈妈之心”
5月7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都江堰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楼一间活动室里，还有4位妈妈围坐在桌前叠花。
一张深蓝色的美工纸，经过繁复的设计，变成了一份极少数人看得懂的秘密图纸。赵小青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她拿起其中一张，对着光，不长不短的指甲妙巧地吃着力道，在方寸之间，左折一下，右折一下，转过来一下，翻过来一下，转阖处粘上双面胶又是一下……十几分钟后，一片纸逐渐变形为一朵含羞的玫瑰蓓蕾。这些花儿插上枝，配上叶，装进纸盒，在逢地震周年纪念和母亲节的时候，走入人群，或义卖，或赠予，期待人们来关心这些花儿的制造者——承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刘猛给它们取名“妈妈之花”。但这些都只是花朵的附属意义，刘猛说，“折花，首先是个治疗手段”。
2009年3月，记者第一次见到怀孕的赵小青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在生过两个男娃娃之后，将会迎来一个贴心的女娃。记者和她在城北馨居的一间板房里扯话，她拿儿子生前的照片给记者看，边看边笑边哭，眼泪砸在地上，像对老天一声声问责。说到娃娃生下来后怎么过，她显得很困惑。
已经是高龄产妇，需要万事当心，可怀着新娃娃，还想着死娃娃；娃娃生下来只知道是个希望，但不信自己有能力给他/她带来什么……这是大地震一年后丧子再孕母亲的普遍身心困境，被灾难折磨过的人们对未来的想像变得很贫乏。怎么把她们的注意力从过去引向未来，刘猛想到的办法是先搭设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浮岛，让妈妈们回到“当下”。他需要一种不单调、不枯燥、必要地集中注意力、也充满交流和互相陪伴的劳动。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刺绣，后来发现它对手巧的妈妈们来说太简单，很容易变成一种机械劳动，后来找到志愿者“引进”一种纸花的叠法，复杂、繁琐、精密，但刘猛觉得有谱了。
“你看这纸花，从一张纸变成一朵花，要经过6道工序，200多次手工折叠，需要很多时间，很多耐心，一个熟手一个小时也只能折两朵。”刘猛得意地说，趁着妈妈们暂时“分心”，一起折花的志愿者和她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聊上了——“你家有过的那个是男娃还是女娃？”“男娃子”；“如果能生个，想生个男娃女娃？”“还想生个男娃”；“要是生下来是女子咋办？”“那要想想怎么办带啰”……
如果，假如，想要，这些指向未来的词，渐渐把时态调整到常人水平，至少，能让妈妈们从封坛的苦酒中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看一眼朦胧的远方。“我还真喜欢在一起折花，说说话，心情好。”赵小青说。每个妈妈都一样，聊天，开玩笑，热闹极了，在低眉凝神的瞬间，却把安静、寂寥、思念和痛苦折进了指间，包裹在花蕾深处。没有一位妈妈去计算自己每天折了多少朵花，一年折了多少朵花，她们的花都摆在一起，满满一桌，很美丽，很丰盛的样子。
群体已分化，丧子失孕妈妈更需要关怀
赵小青的2岁女儿媛媛，脑袋上扎着六个冲天小辫，满身娇傭地往妈妈怀里钻。“乖女，怎么又要抱了？”话虽这么说，赵小青还是放下美工纸，抱起媛媛到窗边。母女俩最爱玩的小游戏，就是从对面的高楼里辨寻着自己家的那扇窗。
板房社区已经成为历史，她们现在住着一套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赵小青和丈夫在地震前租铺面做小生意，没有自己的住房，重建后她搬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就在对面的“壹街区”社区。生活依然不轻松，丈夫给人打工，月收入七八百元，用以维持房租、水电、吃喝用。赵小青还待在家里，说起来是媛媛太小离不开，其实一直在打听事做。不过，即使扫地、保洁这样的活计，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好找”。让她欣慰的是，媛媛聪明懂事，每当眼馋别人有什么好吃的，哄一哄就不再提。赵小青每天下午2点去买菜，因为那时候的菜便宜；长疤烂皮的菜，摊主不要了，她总能挑出些可吃的。“半个月吃一次肉，”赵小青笑盈盈地比划给记者看火柴盒大小的一块，像在说一件有趣的事，“肉给媛媛吃，我们都不吃。”
“你那么胖，还吃肉哩！”旁边一位妈妈接口说。赵小青听了，使劲揉揉肚子，笑出两排白牙。在她们当中，玩笑是大量免费供应的，互相斗嘴，显出川妹子的生动泼辣。但到了有些时候，比如去年“雅培”公司赞助两批奶粉给“妈妈之家”时，妈妈们就开始推让了，有母乳的坚决让给没有母乳的，哪怕其实自己的母乳也不太够。
在“妈妈之家”提供服务的社区人群中，像赵小青这样顺利再孕产子的妈妈，已经有150多位。无论重新出发的日子有多难，她们都已经找到了生命的支撑点。至今没有怀上孩子的，则陷于危机之中。
“三周年了，当初的这个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是已经成为再孕母亲，另一部分则滑向‘无子母亲’。”刘猛坦言，“妈妈之家”对前一部分人群的援助重心将落在“亲子关系”上，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而对后一部分人群，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年前，本报在采访赵小青的同时，还认识了另一位准备怀孕的丧子母亲罗义容。昨天，记者从刘猛口中得知，罗义容很不幸地又未做上母亲，“她的心情始终是个槛，过不了她自己那关”，刘猛说，罗义容已另择他处居住，和“妈妈之家”也失去了联系。如果她不能再生育，她如何寻找生命的支撑点？她能否找到自己活着、挣钱的意义？……对这个群体，刘猛始终捏着一把汗，他曾经对记者表达这样的预测：孤零的无子家庭像是找不到归宿的扬沙，他们中隐藏着“震后”更大的悲剧。
3年前的“妄想”基本全实现
“唐僧”也有过失助的时候。2009年3月，刘猛遭遇外部环境、自身健康挤压而成的“瓶颈期”。当年底，“妈妈之家”和心理援助站一度因故被迫关闭。然而，正如当初媒体用“最牛志愿者”、“在灾区服务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对他的形容，他总有自己的办法，在困境中“硬撑”，将各种给他个人的嘉许“兑现”为对他所做之事的支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场地，义卖场所，影展场地，企业赞助，成立公益机构，为孩子讨奶粉……都是他运作来的，也可以说，是各路“扛着钉耙”的人来助成的。
2010年年初，记者在北京见到领取中华慈善大奖的他时，“妈妈之家”已经成功举办了一次“妈妈之花”义卖，得善款1.7万元，赵小青等参与制作的妈妈们拿到了第一笔酬劳。那一次，他还结识了同领大奖的一位以“首善”著称的企业老板，老板和他一见如故，当着媒体的面多次主动表示要给“妈妈之家”捐钱，那晚的刘猛非常兴奋，眼睛发亮。这几天，记者和刘猛聊起，得到的回答是，“一分钱也没捐过，后来他从不接我电话，接我一下电话怎么了！”他的愠怒多半缘于自尊被踩，而不是上当受骗。“没觉得被骗了，每个人说捐钱我都愿意相信是真的。你只能当真的去信，不然怎么办？”这一点，似乎也很“唐僧”。
和刘猛打交道下来，留下最深印象就是他的人生在“省电模式”——他几乎从来不抱怨。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只有“问题”和“解决”两个区域，也就是“解决问题”一种功能。谁也没听他抱怨过，最多幽幽地一句，“今年3月份我到××奶业公司去为孩子们要点奶粉，一听我说是地震灾区来的，公司的销售总监说了两个字儿：出去。”他回味着这简洁的回答，自个儿笑了。
评价过去的3年，刘猛说，我计划之中的、朋友们认为是梦想的、大众认为是妄想的，全都实现了。第一，我们有了自己的心理援助模式，并被收入高校教材；第二，不挂靠上级单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现在实现了，在成都、上海、北京三个城市试点，我们成立的 “一天公益”，意思是每个人一年做一天公益，愿意的话，一个月做一天也可以，天天做也可以；第三，“妈妈之家”有150多名再孕妈妈顺利生下了孩子，整个灾区一共2000多名，我们占的比例是很高的，但针对“无子母亲”，我们的工作还在探索中；让所有这些妈妈得到更多人关心、帮助，还在想更好的办法。
3年前，许多人质疑刘猛能否“留得下来”；3年后，已经没有人再问他这个问题。(记者 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