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藏工作31年，喜欢唱《铁腿班》，擅长藏族歌舞；他，没有进过一天正规的藏语文学校，完全是在工作中边请教、边自学，从而攻克了语言障碍关；更令人敬佩的是，靠自身的勤奋，他成为一名藏学研究工作者，参加过西藏全区藏汉语地名的普查和地名资料的整理编纂，并撰写了《藏族人名研究》，与他人合作写成《西藏历史地位辩》等有着广泛影响的论著……
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离休老军人，就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王贵。
79岁的王贵老人精神矍铄，一身的书卷气，尤其是散发着睿智光芒的双目，让人印象深刻。听说我们来采访他，他在热情、亲切地招呼我们的同时，还特意准备了一幅字送给我们——摘录的一段张国华军长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代表十八军全军将士向党中央毛主席作的誓言，上书“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决完成进藏任务，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回忆起西藏的那些人、那些事，老人对西藏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美丽的邂逅——
艰苦无法阻挡学习热情
“我和藏语结缘，是一个美丽的邂逅。”王贵诗意地说。
在进藏部队需要克服的众多困难中，语言关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侦察干部来说，如果不会说藏话，到了藏区，那就相当于是哑巴、聋子，别说了解情况，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办法保障。王贵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部队到了甘孜，司务长为了给病号做病号饭，到群众家买鸡蛋，那可出洋相了。他不会说藏话，使劲用手比划鸡蛋的形状，还学母鸡生蛋时“咯咯达，咯咯达”的叫声，老乡怎么都听不懂，看着他怪怪的样子，还以为他生病了，后来来了懂藏语的同志，才知道鸡蛋叫“贡阿”，才把鸡蛋买来。
最初学习藏语，战士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王贵把那段学习经历用“美丽的邂逅”来形容，可见藏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我的藏语文启蒙老师是蒋俊德。”老人的回忆将我们带入他记忆的历史长河。蒋俊德原来是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职员，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拉萨工作多年。后来被解放军吸收参加工作，担任进藏部队侦察科的藏语文教员。在学习资料极其缺乏的年代，战士们的学习热情让人感动。1950年春，在四川雅安待命的10多天中，十八军先遣支队直属单位的干部100多人，每天早上都集中上藏语文课，初步学完了藏文拼法，还学了几句问路、买东西之类的语句。最初学习藏语，根本没有教材，直到康定解放以后，先遣支队到当时国民党办的一所康定师范学校要了藏语文课本，科里一人一本。虽然印刷质量很差，是毛边纸的，但战士们如获至宝。
除了教材，先遣支队在康定还有一个收获——《藏汉语汇》。这是一本藏汉语字典，因为只有一本，大家点着蜡烛轮流抄了几个月。战士们还在用毛边纸装订的小本子上写了几百句藏语，不懂的就去问教员，问完后记在小本子上，随身携带并翻看。字典手抄本和毛边纸做的“藏语几百句”小本子，如今都收藏在西藏军区军史馆里。
回忆起大家学习藏语文时的热情，王贵说：“进藏的时候，每行军10多里就有10分钟的小憩。虽然大家都很疲劳，但学习藏语文的劲头十足，休息的时候，都要拿出课本，坐在背包上阅读背诵，你问我答，互相测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学习勤奋，1951年初走到昌都边坝的时候，王贵已经当上了科里的藏文教员。当时记单词很枯燥，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他联合几个教员写了一套藏语名词快板，帮助大家较快地掌握大量词汇。说到这里，老人清晰、准确地说起快板来：“天叫‘囊木’，地叫‘萨’，天上的星星叫‘嘎玛’……”除了这套名词快板，他们还编写了藏语形容词快板、动词快板。这些快板，以后都成为西藏各部队和学校学习藏语文的正式教材。
如果说王贵学习藏语的出发点只是完成任务的需要，那么成为一名优秀的藏学家却是因为他对西藏、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热爱。
“藏族人民不仅善良、淳朴，而且很乐观。能歌善舞的他们，即便是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你请他唱歌、跳舞，他决不会推辞，说唱就唱，说跳就跳。”王贵笑着说。
进藏后，部队不仅要做群众思想工作，还要做上层统战工作。作为一名翻译，在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王贵还经常向他们请教藏语文方面的问题，因为上层的贵族和喇嘛里藏语文水平很高的人很多。在这些朋友中，不乏藏学学者，像赤门·索南班觉、吉普·平措次登、昌都的玉嘎(阿沛的军械官)都教过王贵藏语文。“玉嘎的侄女现在还经常给我打电话，叫次仁措姆。今年她来北京的时候，我还去西藏大厦看过她。到这个院里来找我的大多都是藏族。”王贵笑着说。
对藏文化情有独钟的王贵“贪婪”地学习着。他学习藏语文的执著感动了许多藏族学者，恰白·次登平措就是其中一位。被王贵称为“大老师”的恰白·次登平措出身贵族家庭，是一位对我国藏学研究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藏族历史学家。每当王贵遇到难题，总是首先去请教他，而他每次都是耐心地、细致地回答王贵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搜集整理西藏谚语、编纂《西藏自治区地名录》、撰写《藏族人名研究》，还是在理解对清朝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上下隶属关系方面，“大老师”给予王贵多方面的帮助，他们结下深厚情谊。
“藏族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王贵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拉萨河东边，当年有个名叫“拉东香卡”的渡口，渡口上有座木桥叫“古如桑巴”(意为“牛嘴笼大桥”，“牛嘴笼”是藏族套在牛嘴上不让它吃草的柳条圈)。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夏苏私人所有。东岸老百姓进城经过木桥或在渡口乘船，都必须向夏苏的船官缴纳船资，渡口收入颇丰。
1954年，解放军在这里修建了拉萨大桥，从此百姓自由往来，无需缴费。“大桥建成的时候，桥上挂满了哈达。长年受压迫的百姓还专门为此编了一首歌。”王贵说到兴头上就用藏文念起这首当年熟稔的歌词：“西藏和平得解放，大桥建在拉萨河上，夏苏那个‘胖大娘’，牛嘴笼套在他嘴巴上。”
从此，这座古旧的木桥，不再是夏苏盘剥百姓的“牛嘴笼”，而“牛嘴笼大桥”的戏称，却流传至今。
无悔的执著——
热爱催生满腔热忱
“拿起笔，我还是一名战士。”老人深情地说。
东汉的班超为报效国家投笔从戎，现代的鲁迅弃医从文，为中国的大脑“疗伤”，成为王贵效仿的榜样。王贵离休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工作，拿起笔，用无形的刀剑继续与达赖集团及反华势力斗争。
亲眼目睹过旧西藏的黑暗，王贵一直将“把真实的西藏告诉世人”作为己任，因此，老人放下钢枪后，拿起了笔。王贵每每说到这个话题总是显得那么激动：“我学习藏语文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心里对达赖集团的谎言憋了一股子气。他不顾事实，诬蔑共产党，还搞‘西藏独立’，我不断写东西批判他，就是要把这些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虽然我已年近80，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已经成为我研究藏学的最大动力。”
自1988年离休后，王贵不仅继续他的藏学研究，并与人合作撰写了《西藏历史地位辩》一书，这本书成为全面系统批判达赖集团“西藏独立”的权威性著述。
“现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已了解了西藏的真实情况。我感到特别开心。”
从为了完成任务而被动学习，到因为爱上西藏、爱上藏文化而主动研究，再到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揭批达赖集团及反华势力而奋斗，王贵的一生与藏学结缘。
在家安度晚年的王贵依然关心着西藏的一切。他曾6次回到西藏，当他实地了解到布达拉宫等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情况后，感到十分高兴。王贵说，我还是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理事呢，已连续担任两届了。
他希望现在的年轻人，珍惜大好光阴，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尤其是学习上，决不能放松，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把西藏建设得更好。
王贵，湖南长沙人，1931年6月生，194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1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4年5月入党。1950年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先遣队侦察参谋，亲身参加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历任西藏军区参谋、科长、边防站长、处长。1981年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军事历史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1988年7月离休，离休后一直从事藏学研究工作，撰写了《藏族人名研究》，以本人为主，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历史地位辨》、《西藏军区联络工作史》、《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等书著，参加编写了《解放西藏史》，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50余篇。其中《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是全面系统地揭批达赖集团“西藏独立”的权威性著述，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获第10届中国图书奖，获北京市第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1996年，该书缩编成适合国外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以世界上多种文字出版，作为重点图书向国外发行。当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带去该书英译本，赠送美国总统克林顿等政要。2004年，当选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第一届理事；2010年，当选为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第二届理事。（记者 周明江 阿孜古丽 张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