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的日历翻到2011年，巨大的伤痛已化为新生的力量。静静的安昌河蜿蜒东流，相距仅23公里，在汶川，两个县城沿河遥相守望，一座叫旧北川，一座叫新北川。
数万逝者安眠在废墟之下，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人声鼎沸的街道、繁华热闹的商场、宽阔通达的公路、高低错落的碉楼、辛勤劳作的人民、匆匆忙忙的步履……北川涅槃，浴火重生。在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之际，我们特撷取汶川文化建设的篇章，以讲述中华民族面对灾难，众志成城、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奇迹。
3年前的5月12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汶川地震使众多的文化遗产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年过去了，在汶川地震的文化重建中，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交出了世界级的答卷。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汶川地震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总结大会”，表彰了3年1000多个日夜在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32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
记者：在3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中，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损失？
单霁翔：地震使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四川、甘肃、陕西等省2处世界文化遗产、1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千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大量的文物保护点受到不同程度损毁，152处博物馆、文管所、文物库房等遭到破坏，包括420件珍贵文物在内的4100多件馆藏文物受损。举国为之同殇！举世为之震惊！
记者：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灾难，我们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单霁翔：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始终牵挂着灾区文化遗产的安危，多次赴灾区视察灾情，亲自指导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灾后恢复重建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对灾后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批示，3000万元总理预备费及时下达到重灾区用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甘肃、陕西等灾区文物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预案、建立应急机制，及时实施抢险，开展自救互救。在灾害发生1个多月时间，就迅速启动了“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羌族碉楼与村寨抢救保护工程”和“松岗直波碉楼抢救保护工程”。我们注意优先抢救保护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优先启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文物抢救工程。为尽早恢复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全国一流的文物保护工程队伍在第一时间汇集到都江堰，打响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攻坚战的第一枪，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履行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强决心。
这是全国文物战线守护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动员，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团结协作精神的大考试，是对文物部门组织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置能力的大检阅。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文物局领导到灾区的次数接近50次，现在应该收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竣工报告，您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
单霁翔：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从一开始就上升为国家行为，被纳入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文物专家制定的《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也被纳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总资金概算为30.8989亿元，占到灾后文化重建总投入的1/3。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告诉你一组数据，截至2011年5月初，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列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的294个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中，完成项目237项，完成率为80.6%；完成投资额为23.09亿元，占国家核定资金的87%，基本完成了中央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的目标。
目前，都江堰古建筑群、理县桃坪羌寨、梓潼七曲山大庙、江油云岩寺、德阳文庙、罗江庞统祠墓、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等工程顺利完工，地震文物征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和灾区博物馆建设等稳步推进。
记者：其实灾后的文物抢救保护，也为我们提供了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水平的契机。
单霁翔：经过此次地震，大家都意识到全面提高文物系统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在灾后文物的抢救中，不仅要密切与地震、国土、气象等部门的联系，开展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对文物影响的区域评估，确定重点防范区域。今后还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防灾减灾监测、评估系统，加强对重点文物的预警监测，制定地震、滑坡、山洪、暴风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对预案，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与文化遗产环境整治结合起来，通过编制科学的保护规划，合理设定功能分区，拆除与文物原生环境不协调的建筑，整治和优化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要把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使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促进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重建家园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要把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举办相关培训，为藏羌地区培养业务骨干，积蓄专业技术力量，传承藏羌传统建筑技艺，传播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升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水平。
记者：大家对于四川大地震的地震遗址遗迹保护也很关心。
单霁翔：记录人类灾难意义深远，对地震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建设地震纪念馆，目的就是留存记忆、铭记历史。对于一些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被地震摧毁的地方，在符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地震遗址公园，既是对灾难的记录，也是为后人研究留下资料。
可以说，汶川大地震遗址、遗迹的系列保护，是对全人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地震后及时对灾害遗址、遗迹进行完整保护的先例。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应遵循铭记历史的原则，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尽可能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对配套的服务设施、陈列设施、纪念设施的规模和体量进行严格限制，在展示方式上采取多种形式，突出各类遗迹、遗物特征，增强公众与展示内容之间的互动性，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视觉、听觉、触觉体验，从而受到地震科普教育。
记者：我国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受到了国际好评。
单霁翔：地震发生后，世界遗产中心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相关国际组织，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以及有关个人，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深切同情和关心，积极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中国代表出席3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6届大会，专题介绍了四川地震受损情况以及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古斯塔夫、秘书长本尼迪克等中外专家在四川灾后文物保护现场考察中，对我国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四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作法和经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全世界的同行也应该积极向中国学习”。都江堰伏龙观抢救修复工程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度优秀奖。
放眼世界，像汶川大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工作这样的系统工程都很少见。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创造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灾后抢救保护都具有借鉴意义。记者 杨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