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如果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走过了17个年头，然而17年的车改几无成效，公车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低、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等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有增无减，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上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抓紧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车管理使用改革，今年要拿出改革方案，在一些部门试行;上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再次提出要制定出台机关“三公”改革方案；上月25日，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系列举措显示了中央对公车改革的态度和决心，新一轮公车改革已拉开帷幕。
公车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公车改革不仅仅是对公务用车方式的调整改变，也是对各级领导和权力部门是否规范、合理地行使公权力的真正挑战
□肖海鹏
公车改革是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于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配备使用制度改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采购、统一使用的公务用车制度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效履行公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务用车制度的弊端开始显露。
目前的公务用车制度在多年的实践中凸显五个弊端：一是超编超标准配备使用小汽车，公务交通费用不断上升，财政不堪重负；二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隐性浪费严重；三是公车私用、变相专车的现象比较普遍，助长了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四是在公车购买、维修等环节上，容易诱发经济违纪违法问题；五是产生“公车依赖症”，有的人无车不出门，影响了正常工作。针对这些弊端，多年来有关部门也多次进行专项整改，但效果并不理想，广大干部群众对公车使用过程中滋生的各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反映强烈，公车管理和改革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当前公车使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可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消除公车代表身份和地位的特权观念。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很多人心目中，公车是领导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特权的标志，许多人把公车当作一种级别待遇，当作炫耀身份的本钱，在车辆配备使用中争相攀比，不断追求豪华配置和舒适标准。因此，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首先就要改掉公车使用过程中的特权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
其次，有助于减轻公共财政负担。多年以来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并逐年大幅增长，公务车辆购置费用及日常运行费用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而随着公务车数量和相关工作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各种燃料费、保养费、维修费、路桥费、保险费及人工费等也迅速膨胀，公车的高额费用开支已逐渐成为行政开支的重头部分。推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可从源头上有效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再次，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长期以来，许多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资源配置混乱，车辆超编制超标准、日常运行成本高、工作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一直很突出，各种隐性浪费严重。不少单位不遵守有关公务用车的制度规定配备使用车辆，一些单位和个人甚至低职变相配备公车或专车，浪费大量行政资源。推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助于规范公共部门的职务消费行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最后，有助于杜绝私用公车产生的腐败行为。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公车使用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私用、滥用等违纪违规现象，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有权动用公车的人将公务用车用于各种非公务活动，如私人庆典、探亲访友、度假旅游等，有的人还在维修、加油、缴纳各种车辆费用过程中乘机揩油，中饱私囊，使公车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敛财工具。通过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对堵塞公车使用中的制度漏洞，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有积极作用。
应该看到，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其历经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目前仍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说明这一涉及部分人切身利益的改革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实际上，关于公务用车的配备使用制度国家有关部门早就有明文规定，如排气量、使用范围等，但这些规定长期以来在一些单位一直名存实亡，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究其根源，是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正确的权力思想作祟。因此，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公务用车方式的调整改变，也是对各级领导和权力部门是否规范、合理地行使公权力的真正挑战。公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各级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权力，而公务车的配备和使用涉及纳税人的公共利益，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大局，任何企图用这一权力来维护既得利益，进而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行为都是对公权力的亵渎和滥用。因此，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也是一场洗涤灵魂的心灵革命。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推动公车改革
大幅度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开支，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鼓励公务员购买小车和私车公用
□郑奋明
目前我国的公务用车模式严重浪费社会财力和资源、滋生各种腐败现象，加剧社会不公和矛盾。根据有关数据披露，目前全国公务车至少200多万辆，每年公车支出保守估计也要3000亿元(公车开支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公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1/6，但运行成本却是后者的5—6倍，且公车使用中存在着大量的私用。这些数字折射出传统的公车模式极大的不合理和腐败，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公车改革历经17年几无成效的原因在三方面“缺乏”
传统公车模式的弊病早已为世人所诟病，自1994年起便呼吁改革，但历经17年几无成效，反而问题愈加严重，说明公车改革之艰难，而难就难在公车改革触犯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者往往也是政策的制定者。
反思公车改革失败教训主要有三：一是公务车的使用缺乏全国性严格的立法和制度保障，对公车的数量、配备的条件、维护保养、使用范围、违规使用的惩罚措施等缺乏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规定。这些年来没有发现谁因为公车私用等违规腐败行为受到惩处。正是如此导致公车私用泛滥，以至见怪不怪。公车使用的浪费和腐败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酒驾”，如果“酒驾”能上升到立法的程度，对于公车的使用更应当立法规定，应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公车腐败。其二，公车改革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定和原则指导。近些年，一些地方零星地进行了车改，标准和方式不一，缺乏指导和依据。这些改革基本上自发的，是自选动作而非规定要求，在“车改”缺乏统一规则要求的情况下，“车改”不是因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变成“谁改革谁吃亏”而自讨苦吃，不了了之，便是变形走味，受到种种非议，以至其他地方见难而退，裹足不前，任凭不合理的传统公车模式发展。在“车改”问题上，中央政府应统一部署、对各地“车改”提出要求和意见，强制推进全国的车改工作。其三，对公务用车缺乏民主和社会监督。“车改”需要社会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环境支撑，或者说，只有形成社会的民主决策与监督的环境，才能顺利进行。目前，首先要公开政府的“三公”开支，实现阳光财政。如果我们连目前公车的数量是多少，公车开支是多少都羞羞答答难以公开，社会监督就无从谈起。
公车实物配备形式在小汽车普及化时代实在陈旧落伍和浪费资源
传统的公车使用模式反映的是过时的带有封建等级意味的观念，公车、专车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成为一种特权的思想。而公车实物配备的形式，在小汽车已经普及化的时代实在显得陈旧落伍和浪费资源。如果说传统的公车模式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条件，那么，当今时代的发展，已经使公车改革成为必然：一是社会已经进入开放和民主时代，人格与权利平等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潮流，通过公车配备体现社会地位和身份封建等级观念的社会基础已经趋向衰落；二是小汽车已经进入家庭，社会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小车已经从奢侈品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这为公车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租车服务业的社会化与市场化程度已经很发达，完全可以满足各种公务用车需求，为公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公车改革已经成为政府转型，建设廉洁、低成本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消除民怨、降低纳税人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工程。
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
公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可作如下考虑：一是让公车回归“公车”性质，公车只用于公务的需要，任何与公务无关的活动都应杜绝，公车不再成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除了省部级以上领导，其他应全部取消专车，同时取消官员上下班公车接送，此举可消除绝大部分公车私用的隐患。二是大幅度减少公车数量和公车开支，除了必要的工作专用车，其他一律拍卖，彻底解决公车量多、开支大的问题。三是实行公车补贴货币化，根据工作需要和性质，科学分类分档制定货币补贴标准，将节约下来的公车开支的一部分用于货币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公务员的公务交通开支，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推进车改的阻力。四是推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和社会化，提高社会资源的整合和配置效率，鼓励公务员购买小车和私车公用，根据私车公用实际情况给予补贴，通过个人购车、市场化租车等方式解决公务活动用车；五是要妥善安置司勤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公车服务中心或分流、退休等方式安置。其实即使让司勤人员保留工资，等到退休，从总体上看，所节约的公车开支仍然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可以释放他们的能量，消除因传统模式所产生的种种腐败和浪费。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科学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