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选择说到底就是人民选择，但这两个概念又不是完全等同的。可以这样说，历史选择只是过去式；人民选择则不仅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将来式。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党内干部，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说过的话。人民选择与历史选择，就是这样一种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的因果关系，不可弄颠倒。
纵看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可是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三个大问题上丧失了人心，这三个大问题是：和平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国民党不要和平，发动内战；又将腐败进行到底；且不顾民生。这样，它让人民彻底失望了，人民终于抛弃了它。中共则高举反内战、反腐败、反饥饿的大旗，获得了人民的拥护。
先说和平问题。经过8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流血牺牲，迫切要求和平建国，休养生息。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大众的最主要诉求。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不是没看到这一主流民意，也不是不知道发动内战会丧失人心，但他又有一种侥幸心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唯一在战后发生了内战的国家，使人民再受巨大苦难，并导致了神州分裂，对此国民党要负主要责任，它也因为内战失败而离开大陆，退守台湾。
其次是腐败问题，可以说腐败是国民党丧失民心的又一主要原因。说来国民党也是革命党，革命党是讲信仰的，所谓救国救民，舍生取义。信仰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光靠信仰，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电视剧《潜伏》里面的那个李涯李队长，到最后还说要坚持信仰，可是他的上司吴站长却拼命在那里搂钱，一看时局不利，就让老婆往广东转移财产。吴站长说他年轻时也有理想，后来“看穿”了。《潜伏》这部电视剧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那么一点历史真实。国民党的中层干部如此这般，高层干部呢？以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革命”汪精卫为例，当年在反清革命中，汪到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事败入狱，那是九死一生，他的绝命诗写得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应该说是信仰使然。可是后来，汪与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最后竟然出走当了大汉奸！
国民党的腐败，主要是权力腐败，在掌权前情况还好。那时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和革命派辩论，梁说你们革命派如何保证在革命后把权力还给人民呢？孙中山很自信，他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有美丽高尚的人格，这是最根本的保证。孙有几分天真，他的制度设计也有疏漏，他把革命后“还政于民”的过程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也就是军管；第二阶段是“训政”，即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训练人民；第三阶段，才是把权力交还给人民的宪政。蒋介石就抓住训政不放，搞他的独裁统治，说人民程度还不够，宪政条件还不成熟。
国民党腐败的恶性发展，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国民党领导抗战有功，威信高了，权力跟着膨胀，腐败也随之发展。
说到国民党领导抗战，确切地说，它领导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所谓“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专门名词，其历史背景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国共之间曾有战略分工，中共善于打游击战，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敌后战场；国民党指挥正规军，正面迎击日寇，这就是“正面战场”一词的由来。八年间，正面战场兵团级的会战，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等打了20多场，大规模战斗也发生过上千次，我方伤亡官兵达300万人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不朽历史篇章！当然国民党错误没少犯，败仗也没少打，那是另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经手大量敌伪财产，于是贪污贿赂，大发其财，民间有“五子登科”之说，什么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尽入私囊。中共说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帝国主义是外来的；第二座封建主义是古代留下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国民党搞的。它是党国体制，官商不分，还垄断。蒋经国在上海反腐败，“打老虎”，结果打到他亲戚孔令侃，宋美龄一个电话，这腐败就反不下去了。影片《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叹道：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这话虽是编导加的，历史资料里蒋没说过，但历史背景不错。国民党在腐败问题上确实陷于两难，走投无路。
中共旁观者清，看明白国民党的腐败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提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共还促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协议设计了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这是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可惜政协协议被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了。
国民党当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子书名叫《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说：我们国民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又领导抗战……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显然，这种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中国之命运》一出版，就遭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舆论的批评。我的同事、民国史专家邓野先生最近有一本专著，书名叫《民国政治的逻辑》，说得具体些，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在民国时期的表现。这种逻辑，简单说来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这句话，是他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毛说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全党同志都应该牢记。
战后美国曾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解国共矛盾，这位马将军想得简单，他说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有光荣的历史，也各自代表了一部分群众利益，正可以互相监督、轮流执政，像我们美国那样搞成两党制不是很好吗？可是美式民主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马歇尔的调解以失败告终。
第三是民生问题，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里面，也是有一条的。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思路也很正确。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根本之计。可是国民党长期拖着不办。倒是中共在战后适时下达“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法大纲，说干就干地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自然站到了中共的旗帜下。后来国民党败退大陆，痛定思痛，在台湾搞了土改，这对台湾的经济起飞意义很大。我们今天去台湾旅游，可以到离台北不远的农业大县宜兰参观，那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生活富裕。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新史学的第一位理论家，他说：史学的意义，就在于“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而近代以来的历史是离我们现代人最近的一段历史，“殷鉴不远”，正是学习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指示，要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史，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切不可躺在“历史选择”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作者王也扬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