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曾经的明星官员。2008年10月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于幼军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直到2010年12月，于幼军低调履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沉寂的这两年，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干什么去了？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一本新书揭开了这个“谜底”———于幼军近日推出新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该书已在广州购书中心等地亮相。
赋闲两年“躲进小楼”
“书读进去人走出来”
写作《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期间，是于幼军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他决意埋头读书，并续写当年与他人共同撰写的普及性政治读物《社会主义四百年》。据于幼军自己透露，从2008年10月起的两年多，他每天上下午“躲”在北京紫竹院公园边上的国家图书馆一间房子里，查阅资料，潜心研究和写作。
在那里，他再次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相关书籍论文史料等约三四千万字，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文献摘录。而元旦、春节假期回到广州，他又躲进中山图书馆里继续读书、写作。
“他跟我们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书读进去了，人也从困境里面走了出来。”知情人士说。
“于幼军是一位认真、对细节要求完美的作者。”《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的责任编辑黄红丽对羊城晚报记者说。2010年4月担任于幼军新书责任编辑开始，黄红丽经常和于幼军电话或邮件联系，“初稿其实挺成熟的，但他精益求精，不断地修改语句、斟酌用词，改过的校样叠起来有我的人这么高。”
研读写作之余，于幼军先后到了上海、浙江、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四川、安徽、河北等省市区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白天实地察看、收集资料，晚上请教当地的老前辈和专家学者或整理读书笔记，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2009年7月至2010年5月拟出初稿后，他将书稿送请3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权威专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人亲属等征询意见。
续写《社会主义四百年》
更名《社会主义五百年》
上世纪80、90年代，于幼军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之一、之二卷，以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模式，讲述了自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空想社会主义首部著作《乌托邦》以来，至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这段历史，引起热烈反响。
这次独力续写《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时，鉴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兴起迄今已有将近500年的历史，于幼军将丛书更名为《社会主义五百年》，并与合作伙伴一起对前两卷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改，与《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一起推出。
作为丛书的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沿用了前两卷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风格。内容上，从前两卷的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线，调整为“四史合一”，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以文学的笔调娓娓道来。全书58万字、23个章回，内容生动丰富，可读性强，同时更注重理论述评。
“对本书所要介绍的主要人物、重要思想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述，道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认识和见解。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这是于幼军的写作原则。
专家评说新书：
见解独到涉及伟人分歧
专家蒋亚平认为，在第三卷中，在高级领导干部位置上锤炼多年的于幼军，结合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实践体会，对从1919年到1965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这段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他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描述和分析曾经形成全党和全国共识，并且为法律所约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如何被突然中止。这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各自的思想认识和分歧，是于幼军重点泼墨之处。(龚丹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