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衡东事件，问责粗暴执法应成常态

　　从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它们均源于一些很小的个案。在矛盾凸显期，“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加大，这就对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华社5月14日报道了湖南衡东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本次执法“有执法依据”，但“在执法过程中，却引发了围观群众掀翻警车、堵塞交通的纠纷”，原因是“交警执法人员……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缺乏耐心”，而从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县交警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以及“负有直接责任”的干警，皆被追究纪律责任。

　　严肃问责，向外传递出了认错纠错的信号，但必须要明确的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诸如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后果，才使问责成为必要；而是因为粗暴执法本身，已经构成了问责的全部理由。就像醉驾一样，它本身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需要任何实质性的“危害后果”作为入刑的前提条件——醉驾就是危害，既然是粗暴执法，就该问责。

　　人们乐意看到类似“衡东事件”这样成为“事件”后的善后，但更愿意看到粗暴执法被问责的日常化。如果粗暴执法是常态，而问责非常态，就会给执法者造成错觉——只要不发生严重后果，偶尔的粗暴执法其实“也没什么”。万一碰上了群情激愤并生出事端，那也只能自认倒霉。

　　事实上，要想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首先还得打消执法者心底这种“倒霉观”。这不是发几个文件或在大街上喊几嗓子口号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个案正义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浸淫执法者的认知。也只有通过一例例的个案正义，才能在普通民众心中恢复司法权威与社会公义。

　　当今社会，如中央所判断的，是“发展机遇期”和“矛盾突显期”并存。矛盾突显期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往往有众多“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多数公民通过个案看到了“镜中我”——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粗暴执法的受害者。而在过去，一些地方官员总是习惯性地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

　　而今，这种观念正在悄悄变化，像这次衡东事件，当地通过调查，准确地找到了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粗暴执法，进而处罚了当事人，并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进行披露，对不实传言进行解释，该事件迅速平息。无疑，这对当地执法者会是一个警示，对民众而言，也会增加对法律的尊重。

　　需要指出的是，从不同城市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它们均源于某一个案，一些个案往往很小，如果处理得当、信息透明，个案不会激化成公共事件，进而引发深层的危机。而在矛盾凸显期，“小事件引发大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加大，这对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转型的深入带来了权利意识的勃兴，而某些执法者似乎还不太适应“如履薄冰地执法”——不受制约的公权力要还原为受限的权力，总是伴随着不情愿。强调公权力的服务属性，倡导细微之处的文明执法，显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