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建项目生与死
西藏所获援助大致可分为财政援助、项目援助和人才援助三大块。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项目援助成为援藏的一个重要方式。
笔者对20多个援建项目的跟踪调查发现，项目援助的整体成效较为明显，带来交通状况改善，促进能源建设，带动农牧业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2002年的问卷调查也显示，63.15%的被调查者觉得援建项目的社会效益“很好”和“好”。
具体来看，在笔者十多年调查过程中，有的援藏项目活了，有的却死了，还有一些仍在挣扎。
农林牧项目的综合效益普遍较好，比如“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市政建设及文教卫生项目，如道路、广场、上下水工程，医院、学校等，有很好的社会效益，但其维护需要地方财政负担。布达拉宫广场这一西藏新“名片”便是典型案例。广场建成后使布达拉宫更加肃穆挺拔、美丽壮观，同时也完善了拉萨的市政设施，改善了城市交通。但项目费用只管建，建成后广场的维护、路面的保养和更换、相关设施的修缮和广场绿化等费用，需由西藏财政自己埋单。
援藏项目中的工厂矿山类经营项目，不少因水土不服、经营不善等原因而维持艰难乃至关门大吉。比如那曲羊绒分梳厂，勉强经营不到5年，就破产倒闭。还有些项目挣扎在亏损之中，不但不能缴纳利税，反而需要大量财政补贴来维持。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杨明洪教授也关注过巨额援藏资金对西藏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对1996年至2006年间西藏各项经济指标的数据分析显示，尽管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和各对口省市对藏的支援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西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变化并不显著，甚至趋于弱化。
培育在当地生长的“活物”
尽管援助依赖有其消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或取消援助。出于对集体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出于道义上的命令，援助必须得以坚持。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援助制度和机制，真正达到培养西藏和其他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目的。
目前援藏的制度化程度还有提升空间。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带来批量的项目援助，但这一会议不是定期召开。“再延长十年”之类的援建允诺，也由于其不确定性更激发了投资焦虑和饥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应防止欠发达地区在争取援助方面的无序竞争。
援助的监督机制也应进一步健全。显然，与基础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类长线项目相比，修一条路、盖一座建筑物、建一座工厂这类“交钥匙”工程更为省事。马戎教授即认为，援藏项目的立项论证程序，要加强透明度，广泛征求和吸收社会和学术界的意见和建议。
巨额且易得的投资除导致对投资的依赖和饥渴外，还会强化计划经济色彩。而“政府失灵”往往造成投资效益低下，难以形成更有效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市场本身会进行选择。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才能发挥作用。
有时候，可能政府少做一点，留出一些空间，比给钱更重要。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人力资本投资、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如着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比建高楼广场更能帮助西藏，更能管长久、管根本。
此外，外来的援建项目，当地民众参与程度越高，成功可能性就越大。在西藏某地有两个同样是修引水管的小援助项目，结果却迥异。一个是援助方请有经验的村民一起勘察水源，一起选用材料，每家投劳，建成后由村民成立“管水小组”，6年过去了，花费5万元建成的引水管还在正常使用。
当地另一条由国家投资、包工队修建的引水管，用了50万元，仅维持了一年便作废。先是水管被冬天的严寒冻裂，换了新水管后水源又枯了。
尽可能地让当地民众高度参与，而不是被发展、被援助，项目才会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成为根植在当地土壤中的有生命会生长的活物。
工业化战略得与失
2002年笔者到山南地区考察，被带到一个桃园里摘果子，看到果子太小，便对园主说：桃子小了酸，应让它们长大点，改善口味，卖更多的钱。园主听了，笑而不答。
离开桃园后，开车的司机解释：这里更需要小桃子。当地农牧民比较穷，他们赶集时，一块钱可以买几个小桃子，分给几个孩子吃。要是大桃子，一块钱只能买一个，怎么分呢？
拿着内地的好东西“大桃子”去西藏时，也应该问一问是不是符合当地人的需要。
在2010年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在西藏建设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什么才是“西藏特点”的现代化？
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地区发展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工业化摆脱贫困落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思路，也主要是通过工业化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上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尽快结束西藏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局面。周恩来总理当时曾指示：“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
西藏的工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曾蓬勃发展，形成一定规模，并对本地的财政有突出贡献，企业收入占1952～1965年本地财政收入的25.87%。但1963年后，企业收入变为负数，成为财政包袱。由于对企业亏损补贴过多，地方财政收入在20多年里都是负数。
1980年后，经过重点调整虽渐有好转，但不少工业企业始终被亏损的阴云笼罩，且近年亏损越发厉害。西藏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05年为197个，亏损企业占总数的19.29%，亏损总额占工业企业创造利润总额的12.48%。至2008年，规模以上的88个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2.73%，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89.86%。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西藏，中央财政补贴每增加1万元，西藏的农业总产值可增加1.3万元，但工业总产值只增加0.36万元。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西藏的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元，工业企业财政亏损高达1051元；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中央财政补贴需增加2.89倍。显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西藏财政持续亏损、陷入财政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掘“西藏特点”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现代化研究”，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提倡多样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西藏等欠发达地区，不应该“撞了南墙不回头”地机械照搬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应当寻求自己的发展方式，实现有自己特点的现代化。
西藏自治区政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西藏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快速起飞。上世纪90年代后，西藏第三产业以加速度方式增长，年均增速超过GDP增速，已经成为生产总值的第一贡献者(50%以上)。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亦逐渐加强，2008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4.9%；其中，市场化部门的从业人员占50.9%。
西藏的民族文化与当地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自然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本，西藏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本，也可能因其过于强大，使得工业化的努力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今后的方向，是作更大的努力消除文化资本的“障碍”，实现与内地同一的“现代化”，还是重新认识这一独特资本，实现西藏特点的现代化？西藏是否有可能依靠独有的文化资本，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富民强区实现现代化？这是值得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当然，第三产业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起来，一方面需要加强第三产业内部市场化部门的发展，同时，需要一产和二产(加工业)的配合和支撑。比如旅游，西藏这个地方非常有吸引力，很多人心向往之，但现在很多配套的东西跟不上。
以拉萨的八廓街为例。这个环绕大昭寺的著名街区，卖藏式风格的装饰品、服装和藏香等小商品，是绝大多数进藏访客必去之地。但是，据有关调查，在那里卖的东西70%是温州和内地小企业生产的。这类商品工艺简单，当地人经过简单培训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必须得有“企业家”来组织，形成产业链。现在去西藏旅游，吃的喝的买的，很多都是外地产品。要有第一产业和加工业的发展支撑，才能让旅游业带来的收入大部分落在当地人手里。(靳薇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著有《西藏：援助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