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步入会场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第一次召开自己的国际会议，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没有西方列强主导。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赢得了一片赞誉。一位采访了会议全程的美国记者评价说，万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所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与会国家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国际交往中的准则。
大使夫人当替身
1955年4月16日下午5时，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焦急地向空中张望。原计划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空中霸王号”应在下午4时抵达，可近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踪影皆无。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心急如焚的黄镇发电报，报告中央。
得知这一情况，中央也非常着急，一连几次给驻缅甸大使馆发电报询问，其他从仰光起飞的代表团专机都已经到了雅加达，怎么独独不见中国代表团呢？刚刚做完手术的邓颖超还没拆线，便回到西花厅的家中坐等周恩来的消息。
5时50分，亮银色的“空中霸王号”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前来迎接的中国使馆人员一阵欢呼。黄镇和杨奇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原来，“空中霸王号”途中遇到雷电，不得不迫降新加坡，耽搁了近两个小时。
虽然中国代表团平安抵达雅加达，但黄镇和杨奇清仍不敢有丝毫大意。周恩来一下飞机，他们俩就迎了上来，一前一后把周恩来夹在中间。黄镇的夫人朱霖记得，那天驻印尼大使馆的所有外交人员全去了。参赞、秘书、领事……里三层外三层地在周恩来身旁筑成人墙，簇拥着他往机场外走。
两辆挂着中国国旗的小轿车，一前一后地停在机场门口。众人出来后，黄镇和杨奇清把周恩来一搂，送上了后面那辆车。见此情景，朱霖一愣。前面那辆车才是总理的专车，后面这辆本应是大使和大使夫人乘坐的。“总理坐了后面的车，我该怎么办呢？”朱霖正纳闷儿，丈夫黄镇向她使了个眼色说：“坐头一辆车去！”朱霖恍然大悟，立即钻进了第一辆车。
车队浩浩荡荡地往城里走，马路两边挤满了前来欢迎的华侨。车上挂着窗帘，许多人都以为第一辆车里坐着周总理。车行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朱霖后来回忆：“如果是总理一定会有所表示，我就把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挥手。我想，他们一定是把我的手当成总理的手了。”
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安全抵达中国大使馆，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黄镇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如临大敌，是因为就在几天前，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刚刚被国民党特务安装了炸弹，机毁人亡。
“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注定要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1955年4月11日下午6时30分，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近6个小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起火，坠毁在印尼附近海域。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值得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当时中国既没有大飞机，又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所以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可就在临行前，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变了周恩来的行程。
4月3日，万隆会议(又称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缅甸总理吴努想请周恩来在去印尼途中绕道缅甸，跟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碰个头。面对吴努的盛情邀请，周恩来欣然同意。这样一来，他改变了从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雅加达的计划，取道仰光去雅加达。
4月7日，就在周恩来一行即将离开北京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急匆匆地送来一份重要情报。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加油的机会，安放炸弹，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得知这个消息，周恩来非常重视，特意打电话嘱咐邓颖超说：“我虽然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但先期抵达香港的同志还要坐，一定要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请他们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的安全。”
可当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把这个重要情报通告给艾惕思时，却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艾惕思草草表示，会给香港方面发一个电报，便没有下文了。
也许是感觉到了英国方面的漠不关心，11日凌晨1点半，新华社香港分社又派工作人员找到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经理。当这位经理睡眼惺忪地听完中方人员反映的情况后，不以为然地说：“飞机12点才到香港，下午1点就起飞了，只在香港停一个小时，光天化日之下谁敢捣乱？”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让自己的工程师检查油箱，自己也会亲自到机场监督。
1958年，这起空难的幸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维修工程师卡尼克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当他们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时，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年轻人急忙冲出了餐厅。很显然，卡尼克提到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收买的机场地勤人员周驹。
1995年，国民党前特务头子谷正文接受台湾《中国时报》周刊采访时，首次披露了他参与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内幕。
谷正文说，保密局特务出价50万港币收买了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让他借打扫卫生之际，把伪装成牙膏的炸弹放进飞机起落架的空隙里。飞机平安飞了6个小时后，定时器启动了炸弹。
卡尼克回忆，正在机舱睡觉的他被爆炸声惊醒，看到股股白烟从飞机冷气管中冒出来。尽管机组成员用灭火器奋力扑救，但火势还是蔓延开来，很快机舱里就浓烟弥漫了。
液力系统失灵，电器系统失灵，机身像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翻滚。机长竭尽全力想拉平飞机，使它迫降在离陆地较近的地方。但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机身断成三截，一头扎进海里。卡尼克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被巨大的气浪甩出机舱，捡了一条命，而机上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
令卡尼克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在飞机急速下降时，机上乘客虽然面带惊恐，却都听从指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任何混乱发生。
4月11日傍晚，周恩来接到北京的电话，说跟“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联系。随后，一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成元功记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没有心情吃晚饭，心上像压了一块铅。
提到亲手炮制的这起恐怖事件，40年后谷正文仍得意洋洋。他说，当蒋介石得知这一炸并没有炸死周恩来时，并不生气。他觉得至少给了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他们的士气。为此，还拿出9000美金，犒赏“有功人员”。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最终官至中将，也正得益于此。
国民党的恐怖行径并没有阻挡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脚步。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万隆。在机场的讲话中，他宣告：“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