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就是以具体的社区民情为依据,克服过去简单化地以行政管辖区域为基础设立党的基层组织
● 基层党组织“向下给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解决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民生、重条块轻统筹、重政府轻社会4大问题
润物细无声—— 一场社会管理创新的浪潮正悄然而至。
全国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示范班近日在北京举办,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按照中央要求,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放到基层,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十二五”目标任务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也撰文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业内人士认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是一场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频频推出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有力举措,而广东省云浮市的经验时常被提及。
《法制日报》记者在广东省云浮市采访期间,当地一位领导向记者笑称,过去出差向别人谈起“云浮”,很多时候被人听成“浮云”。
的确,尽管处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但由于处在粤西,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相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云浮市相对落后也不太出名。近两年,云浮市委、市政府找到了一条既体现科学发展观,又适合欠发达地区情况的新路。
据了解,云浮市近几年致力于社会建设、强固基础,着力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被称为是“建构‘向下给力’机制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发现,云浮市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向下给力”的一大举措,就是组织重构,实施镇级大部制改革。实行“以事设岗”,并组建“三办两中心”统揽全局,包括党政办公室、农业经济办公室、宜居办公室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重点解决组织建设、环境建设、农民增收、社会管理、民生服务等5大问题。
在实行镇级大部制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实行镇级三权扩充。包括扩大镇级事权,将14个县直部门的72项职权下放乡镇；增加镇级财权,逐步提高镇级税收返还比例,最高给予超增部分100%的奖励；强化镇级人事权,使镇党委对配备镇班子副职有推荐权,个别镇班子成员有建议权,镇干部工作问责有处理权。
与此同时,云浮市建立县镇村(社)3级社情研判和农情研判机制,成立社情民意咨询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邀请社会资深人士、“两委员一代表”、专家学者、热心社会公益代表资政建言,实现管理的透明化、常态化。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夯实了社会管理主体功能纵向延伸的基础,为政府社会管理“服务到人”建构了制度平台。
正因为如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对云浮市的调研报告中写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出现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以城统乡”发展模式。云浮模式则不同于以上两种较为相对单一侧重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一种通过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邓大才认为,云浮大胆将行政权力和资金“下放”,跳出了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克服了传统体制无法解决的几大难题,总体来看,基层党组织“向下给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解决了4大问题。
“首先解决了‘重管理轻服务’的问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以稳定为目标,重在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云浮则反其道而行之,服务先行,以服务促管理,将不稳定因素消解于服务之中。”邓大才说,其次解决了“重经济轻民生”的问题。传统社会管理机制附属于、服务于、服从于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全方位社会化的农村。云浮率先改革,以社会和农村为导向重构社会管理体制,重经济发展更重民生需求,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任务。
邓大才认为,云浮模式解决了“重条块轻统筹”的问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以部门为主导,各自负责,垂直向下,资源整合困难,地方政府疲于奔命。云浮则打破条块格局,整合资源,统筹管理,并力向下,从纵向管理转为横向统筹。同时还解决了“重政府轻社会”的问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以政府为主体和主导,忽视了社会力量,云浮则坚持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充分调动产业、社会、农民等主体的积极性,共同管理社会。本报记者杜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