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7日，是我的父亲李白烈士牺牲62周年。
1949年5月7日，李白烈士与其他11位同志被敌人杀害于浦东戚家庙。那一天，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也在那一天，母亲带着4岁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
那些事虽然过去已经很多年了，但当年父亲被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48年12月29日深夜，父亲在向党中央拍发长江防务等情报时，不幸被敌人测出电台位置。敌人将居住地团团围住，父亲让母亲把我送到楼下邻居家，发完情报、销毁密码、处置电台，从容就捕。在黄渡路上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敌人先对他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之后又将他转移到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关押。
几个月后，母亲终于打听到，关押父亲的看守所对面有一户居民家阳台可以随时见面。5月7日那天，母亲带着我找到那户人家，发现位置正对着监狱。母亲兴奋地站在阳台轻唤：“李静安(李白化名)。”过了一会儿，在难友的帮助下，父亲的脸从铁窗后微微露了出来。当时他的双腿已被打断，浑身动弹不得，全靠难友将他托上窗边。
父亲隔着铁窗轻声说：“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母亲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父亲轻轻讲：“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就要看到了！如果我能出来最好，万一不能出来，你和孩子能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也是欣慰的。”
那果然成了诀别。就在当天晚上，父亲遭敌人秘密杀害，年仅39岁。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和母亲四处查找他的下落，直到6月20日，才找到他的遗体。
1949年8月，上海为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上将向中央建议以父亲的事迹为原型，拍摄一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这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由来。李克农同志推荐父亲时曾说，李白的经历涵盖了大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经历，他太典型了。
的确，父亲从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革命志士，并不是一天成就。他的信念，他的坚守，皆是党培养的结果。父亲15岁入党，20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受组织安排学习发报技术。抗战时期，他被派往上海设置秘密电台，从事地下通讯工作，一度被日军逮捕，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1945年，他转到江西铅山入国民党机关从事电台工作。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至牺牲。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始终追求理想，积极乐观。据母亲说，那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逢年过节，别人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就带母亲外出兜马路。看看商店里的糕团、月饼、年货，再看看别人家的圆台面，回到家就笑嘻嘻地说，看过人家吃饭，我们也算“吃”过啦！每念及此，我仍不免心酸。
尽管父亲对生活满不在乎，可是他对电讯发报技术却精益求精。为了更好地工作，父亲主动要求学习修理无线电技术。党组织为他开设了福生无线电公司，他跟着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同志学习修理收发报机。后来，他竟能将发报机的功率从100多瓦一直改装到几瓦，清晰地把电报发到千里之外的党中央。父亲曾改装过一个收报机，在无线电上插上两根弯曲的线圈。当敌人来时，线圈拉直后拔去，即是一台收音机。日本电讯专家也找不到收报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父亲总说，每一份情报都来之不易，是同志们的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被围之时，他之所以没有弃电台而逃，也许与此信念有关。解放后，我们得知，由于父亲的守口如瓶，由他亲手建立的备用电台在他被捕后继续为党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光飞逝，而父亲的精神犹存，正如“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激励我的整个人生，同样也激励着现时的人们。(记者 杨潇慧 据李恒胜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