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一曲曲壮歌撼人心魄，一幅幅画卷荡气回肠。从开天辟地到遵义光芒，从强国之梦到世纪抉择，从中国特色到科学发展，党的历史上每一个闪亮时刻，都留下一个伟大民族阔步行进的坚实足迹。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今天，当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党史文献、党史研究成果中采撷几枝新绿，发现一个个鲜活的细节、一位位生动的人物，就会感受到这些恰恰是历史的精彩所在。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就让我们重新走进历史的峰峦，用另一双眼睛再次探究党史上的闪亮时刻，以期收获新的认知，新的思索，新的启迪。
选择时刻：革命先行者如何践行理想
饮水思源，创业维艰。90年前，在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的境况下，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这些创建者关注哪些社会问题？他们如何投身革命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近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刊登了建党初期毛泽东的七篇文稿，从中既可以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又能让人感受到革命先行者的胆识与创造。
从七篇文稿中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可以知道，毛泽东曾创办过一所大学。这篇宣言发表于1921年8月。当时，中共一大刚刚闭幕，毛泽东回到长沙，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自修大学培养了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两年后就被军阀当局查封了。
这篇宣言说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为了满足“三千万湖南民族”“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是为了“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
从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相距时间仅两年，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有限，与党的奋斗纲领所提出的要求存在诸多不相适应之处。“抓紧培养党、团革命干部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就成为党面临的重大任务，湖南自修大学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革命形势和实践需要而创办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王香平说。
毛泽东的实践不限于此，他还在安源建立了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并任书记，还解决了湖南劳动会的改组问题。
这次登载的文献中，《省宪下之湖南》展现了毛泽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调研，《北京政变与商人》表明他对时事政治的思考与评论，三封首次公开发表的书信则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团工作的推动和领导。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夏燕月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不仅是勇于实践、不懈奋斗的实干家，又是善于学习研究、不解探索的思想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和早期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开拓的实践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弘扬与学习。”夏燕月说。
转折时刻：两次重要会议何以改变中国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这两次会议为何召开？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如果将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下比较和对照，答案自然就会明晰。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近日对两次会议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两次会议虽具有独特的历史条件，但有几点却是大抵相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都有一个准备和酝酿过程，都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都出现了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
时势造英雄。今天看来，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召开会议，必须有引领时代潮流、指引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出现。如果缺乏这个条件，这种转折是不会成功的。
《党的文献》曾公开过一份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他在报告中提及遵义会议时说：“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在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时刻，他经过深思熟虑，当机立断，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新时期中国如何前进的蓝图。”
曲青山在研究过程中，还总结出两次会议开会方式和内容上的相同点：第一，这两个会议都改变或调整了原定议程；第二，确定议程、调整和增加议题，都是从当时最紧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入手；第三，都对“左”倾错误方针和错误路线开展了批评和斗争；第四，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愈加凸显。“我们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曲青山说。
探索时刻：对外开放是怎样起始的
共产党人从不缺乏探索精神，他们善于在变革中推动历史前进。实行对外开放，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动和指挥的一场伟大变革。
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谷牧副总理带领一个包括六位省部级干部在内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
谷牧曾为《党的文献》撰文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在瑞士看到播种，种子拌上化肥、农药，保证禾苗茁壮成长。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代表团成员钱正英回忆道：“在这五个国家普遍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很多。像我们这些人，从参加革命，就怀抱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但当时看到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震动。”
视野的开拓带来的是行动的加快。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下设进出口工作办公会议，由谷牧主持，办公会议下设办公室。从此，对外开放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对外开放的直接体现是建立经济特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经济特区。根据他的倡议，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运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
党史专家蔡天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主义本质、现代化战略目标、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相当一部分政策、重大举措和理论，都是从特区建设实践和邓小平特区经济思想基础之上延伸、发展而来的。”
曾担任过厦门市委书记、经历过特区建设的邹尔均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特区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而是任重道远。特区应牢记改革的使命，坚持“特”，勇于“闯”，不断增创新优势，再创新辉煌，为全国提供更多的新鲜经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赵超、李菲、胡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