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仍见仁见智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但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仍是见仁见智。董汉河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上述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如再能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变化、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对延安整风评价进一步研讨
在延安整风发动的动机和目的上，有的观点认为是整王明，是为了防止王明夺权；有的认为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权威；也有的认为是整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风，通过整风摆脱苏联的影响。李东朗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错误整个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
关于中共为何能成功争取东北的研究，走向深入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初期在争夺东北的较量上，中国共产党大胜国民党。但是对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地争取东北，以往的研究远不够具体深入。金冲及对从抗战胜利前夜到内战爆发期间关系全局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争夺东北的极其复杂的较量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正确决策赢得主动，从而奠定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的。对争夺东北中的重大战役四平之战，党史、军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战役的背景及后果着墨不多。杨奎松对蒋介石和毛泽东决策的背景、作战经过及影响，作了全面考察，回答了为什么一向主张不争一城一地得失、以最大限度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会拼全力打一场城市保卫战，为什么国民党此役胜利后却没有乘胜北上、夺取全东北等复杂的问题。
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
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这是党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薛衔天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关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由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当年怎样选择和确立的，并不是很清楚。陈扬勇运用新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史料，叙述三大政治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特色。作者还对放弃联邦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有益于正确理解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上，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曾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这个思想与其在此前和此后的思想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龚育之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没有根据不承认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那段话的存在。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是在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很快就放弃了，明确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在194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说准备成立中央政府，并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近十年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的认识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和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等视角，分析了这一文献中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
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革”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革”。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事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历史学术价值。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和主线
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中国当时落后面貌、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主线是什么？这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