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几万名参加长征的男红军身上时，不足3000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却少有人提起。
有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下孩子，生下的同时又要被迫扔掉孩子；有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与男战士一样浴血杀敌，枕着死人的头骨入睡……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当初参加长征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有的孩子，从此一辈子再没见过母亲。
读懂这些女红军，读懂这种在柔弱中迸发的坚强，才能真正读懂长征。
长征前苛刻的体检
刘英在赣南于都河畔寂静的于都县搞了几周的扩红工作了。
26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件只有三项：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患病、怀孕、身高不够、体重不足都是淘汰的因素，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的丛林法则。
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走或者留，就此改变。
一同跟随转移的还有10名女红军，她们担任要职，也是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名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按规定不能超过15斤，部队配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到特殊的照顾。
长征出发过去72年后，当年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30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方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