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论曾经多么惊心动魄，终究是要过去的，随着那些鲜活生命的消逝，逐渐变成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旧报纸和一页页泛黄的文字，无声地向人们倾诉着曾经发生的故事。《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共展出400余件珍贵文献实物，堪称文献之渊薮，其中超过一半展品为首次展出。
从英国买回马恩亲笔信
在展厅一侧，两个玻璃展柜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注目。展柜里面，静静地躺着六张泛黄的信件，分别是1870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女儿燕妮的信、1889年3月23日恩格斯写给法国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女儿燕妮写给丈夫沙尔·龙格的信，此外还有一封是马克思在1877年8月25日写给德利乌斯教授的一封信，他以充满敬意的口吻，希望能与教授见面，同时将自己的小女儿艾琳娜介绍给教授……
这些信件均是钢笔手书原稿，有的是法文，有的是德文，有的是英文。小小的白纸上，墨迹已经有所褪色，瞬间把人带入100多年前的时空。“以往我们也展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不过就是各一件，这次一共有6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说。
很多参观者纳闷，马克思、恩格斯的手迹怎样来到中国的？原来，这些信件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在英国乡间发现的。宦乡当时激动不已，他意识到，马克思的手稿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大众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宦乡多次上门拜访收藏者，并与国内各方联系，最终由我国政府出资购买，后交由国家图书馆收藏。
《共产党宣言》曾出现错版
在展览的第二部分“开天辟地”，最引人瞩目的是六个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的两个译本、1932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校译本以及1949年陈瘦石译本。
陈望道译本为何有两个？据了解，这是因为曾经出现过错版。第一版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马克思侧身抱臂坐在沙发上，目视左前方，因岁月磨蚀，原来本应鲜艳的红色已显得十分暗淡，半身像的下方标有“马格斯”字样。在封面的上侧，横排有四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分别标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细心的参观者会发现，第二行字是“共党产宣言”，而非“共产党宣言”。再次印刷时，这个版本进行了更正，封面马克思半身像的颜色也改为了蓝色。
据了解，这个最早的红色封面“错版”，是在一个民办的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里秘密出版印刷的，当时只印了1000册，如今留存下来的已经十分稀少，弥足珍贵。国图珍藏的这一本，在封面上写有“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字样。
在陈望道这个中文首译本中，部分译法与现在通行版本也有较大出入，如首句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现行版本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尾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在现行版本则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民党刊载共产党战术歌谣
《清党运动》、《新四军的前后》、《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陕变与全国舆论》、《清党丛书》、《剿匪纪实》……本次展览首次披露了60余种国统区文献，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好奇的目光。
一上午忙着给参观者进行讲解而疲惫不堪的国图展览组组长王致翔，谈到这些“白区文献”禁不住神采飞扬。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展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做得好啊！关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他指的是1934年南昌行营政治训练营“扫荡”旬刊社出版的《扫荡旬刊·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史》，里面记录了中共如何教育自己的士兵：一个士兵曾试图偷吃橘树上的果子。欲动手之际，另一位士兵将其劝止，并说“我们共产党的士兵，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王致翔说：“连国民党的刊物都作了这样的记载，这其实是国民党侧面对共产党政治工作的称道。”
不光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战略战术也曾被国民党专门介绍。在《铲共半月刊》的《湖南共祸概括》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记录：“他们所采取的战略完全是流寇政策，既无后方，也无前方，昼伏夜动，去来无定。”“此种战略是正式军队没有学过的，一不注意，便也不免愈剿愈多了。”另据王致翔介绍，共产党当时把一些战术编成了歌谣，教给士兵演唱，结果也被国民党抄了过去，比如(一)他驻我扰，他攻我走，他追我团团转转跑；(二)他来得多，我向毛柴里梭，他来的少，我把他的枪夺去了……
一张报纸决定长征落脚点
在展览第三部分“星火燎原”，展出了1935年7月至8月的天津大公报。据王致翔介绍，之所以选择这份报纸，是因为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是因为范长江，他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曾于1935年9月13日至1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之现势》。这也是第一篇公开红军长征真相的报道。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长征落脚点——陕北的选定，正是源于大公报。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毛泽东派人去当地邮政局搜集报纸，其中就有大公报。从大公报刊登的信息，毛泽东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最终，在经过慎重讨论后，党中央果断地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同时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发。
“关于这一点其实存在一些争论，比如有人认为是其他报纸决定了红军长征落脚点，不过我们是参考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其中有多篇文章能成为佐证。”王致翔说。而展厅墙壁上的几张大公报照片，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其中一张大公报刊登了阎锡山报告：“陕北匪氛若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不堪设想。”还有一张大公报的报道标题是“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廿三县几近赤化”。
瑞士传教士“参加”长征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部外文书籍是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殊不知，在这之前，已经有一部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外文书籍问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此书的知名度比较小，这部书的名字叫《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其作者是一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
“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子，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勃沙特《神灵之手》中如此写道。其实，勃沙特是被红军当作“西方间谍”扣押下来的。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勃沙特夫妇。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1936年4月，在长征至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时，红军决定无条件释放勃沙特。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行程约一万里的奇遇。
同年底，勃沙特撰写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该书结尾，勃沙特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重视穷困的民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还深情地说：“如果人们真正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就会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离开……” (李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