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旱情常态化的新现实下，除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以外，更需反思中国的治江、调水之策和工业布局
“在水位站工作30多年，在永修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看到今年这么旱。要知道，往年这个时候我们正在防汛抗洪呢，而现在不但没洪可抗，还要抗旱。”在吴城水位站，一位74岁的监测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吴城水位站位于江西永修县吴城镇，地处江西五大水系交汇处的鄱阳湖西麓，赣江、修河、饶河穿境而过，自汉晋以来，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的重要水运码头，沿内河直达全省各地，经鄱阳入长江，可抵皖、浙、苏、沪、鄂、湘、川、渝等省市，享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誉。
5月25日，本刊记者从永修县城经三角乡前往吴城镇，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鄱阳湖保护区的核心区大湖池，往年同期烟波浩渺的湖区景光已经不再，代替它的是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从三角乡到吴城镇，往年这个时候要走水路乘船，但现在仍然可像冬天一样走陆路。
尽管吴城刚刚下过小雨，当天修河水位仍仅为12.67米，虽然由于刚刚略降小雨，比今年最低水位11.05米高了1米多，但比去年同期的18.14米仍然低了5米多；当天12.81米的赣江水位，亦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8.20米。
这是当前长江中下游旱情的一个缩影。国家防总相关负责人向本刊记者指出，今年年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量，已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低。在此背景下，权威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南方频现的旱情绝非偶然，切勿等闲视之。在他看来，根植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水文观念之上的治江、调水之策，乃至中国的工业经济布局，亟需重新审视，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作长远谋划。
南方旱情已呈常态化
“我从没见过鄱阳湖这么干旱过。”在吴城镇，43岁的渔民刘桂英说，该镇下辖一个渔业捕捞大队，全队5个村小组1300人口没有一亩耕地，全靠捕鱼为生。持续干旱之下，鱼类繁殖困难，生长缓慢，产量锐减。今年以来，刘桂英家只捕了几百斤鱼，吃饭钱都赚不到。往年的这个时候，她们一般一天就能捕100多斤。
永修县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王柏勇拉出单子告诉本刊记者，今年1～5月份，当地降雨只有常年平均降雨量的30%。全县作物受旱30万亩，重旱22万亩，33万亩水田缺水，15万亩旱地缺墒，1000多座大小机井出水不足。由于4月份早稻栽种正需要水的时候没有水，全县计划栽种的17万亩早稻有6万亩因无法解决灌溉问题而未栽插。他表示，全县早稻将减产40%～60%。
目光放至整个长江流域，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巡视员王井泉向本刊记者介绍，2010年11月至今年5月，长江流域降水明显比往年偏少。其中，去年12月至今年4月，长江上游比常年平均降水偏少了30%左右，下游少了40%左右；5月份上游降水少了40%，中下游少了60%。
受访专家认为，长江流域此番旱情，应放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认识。长期关注三江源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告诉本刊记者，在全球变暖趋势之下，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冰川、雪山也在逐年萎缩。仅在1999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位于长江源头的岗加曲巴冰川就退缩了2110米。果洛州玛多县，曾有湖泊4077个，一度只剩下300多个。因年平均气温上升0.4℃，当地年蒸发量达1320.3～1400.6毫米。
“主要是气象灾害造成，人类剧增的生产生活用水则加码了水力不足的现实。”具体到此次干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吕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最近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特别快，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以往，在人较少的情况下，生产生活用水较少，即使长期不下雨，湖泊河道里的积水也够用，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应强烈。现在，在用水量越来越大，对水的需求无止境，一直在超负荷地使用，计划不足。在此情况下，地表存的水不够用，再加上气象因素叠加，旱情就显得尤其重。”
北京大学教授彭真怀对本刊记者说，南方旱情发展为旱灾，固然有不可抗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因素，流域上兴建的大型水库、发电站，一次次的截流，对下游农业灌溉也产生了影响，“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过程中没考虑过的问题。”
当前，长江流域现已建成水库4.6万多座，总库容达到1745亿立方米。随着近几年上游干支流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陆续建成，三峡及上游干支流水库的调节总库容将达到550亿立方米，2020年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认为，这些控制性工程在充分发挥水资源多种功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也逐步改变河流原有的自然状态，“特别是一旦遭遇特枯水情，容易产生上中游水库蓄水与下游城市供水、水生态环境需水之间的矛盾。”对此，5月18日讨论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亦坦承，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