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当时控制了70%多的土地，70%多的人口，79、71，我们剩下21、29的土地和人口，(删)力量悬殊是非常大。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这么不经打，原来计划长期打，后来不到三年，三大战役即将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春风得意。我们为什么能打倒蒋介石，实际上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时候写了几句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为什么能战胜他。具体来讲，内容是很复杂的，毛泽东说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在西柏坡即将进入北京之前，毛泽东题词的。军队向前进，加强生产，生产长一寸，就是我们既要注重生产，又要加强纪律，这是蒋介石恰恰缺陷的，所以他经济不行。另外统一战线做得不好。农民们没有跟他走，民主资产阶级也没有跟他走。另外，它的军事战略有问题，我们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毛泽东做了一个比喻，假如农夫背了一袋金银，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如果农夫舍不得这袋金银，农夫金银得不到，因为命也保不住，因为金银很重呀，跟强盗打，肯定打不过。假如你舍得金银，金银给强盗背了，你轻装上阵，跟强盗打，说不定你把强盗杀了，那怎么办？金银也得到了，这就是运动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放弃延安是为了打到南京去。运动战比蒋介石那种指挥，片面夺取城市，片面拉长战线的战术有它的机动性。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手下的人心也不顺，投降的很多，投诚的很多。最近我们知道反映间谍战的电视剧很多，潜伏，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情报做得很好，蒋介石很多的命令，到不了军一级，毛泽东就知道了，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失守以后，毛泽东率了一个连的部队转战陕北，转战了一年，有时跟蒋介石的部队就隔了几里路，但是蒋介石的部队就是不知道。我们说毛主席真是神了吗？不是，是靠情报。我们当时知道著名的熊向晖就在当时的胡宗南手下做纪要秘书，很多情报到不了师一级就到了我们共产党手中。
另外，军事指挥也不当，比如我们攻打济南战役的时候，当时王耀武后来的回忆，我们国民党当时很强大的，但是他们人心不顺，不协同作战，等着王耀武死。徐州会战的时候，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徐州一失守，南京就保不住，当时蒋介石就放了他的亲信，刘峙在那里守卫，刘峙不懂军事，一夜之间五万士兵全投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回忆说国民党的将领回忆说(删去)，五万将领，假如放五万头猪放在那里，共产党一天也抓不完。你看看国民党的五万将领，一夜之间就投降了。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一头虎，最起码要派一只狗在那里守卫，但却派了一只猪在那里守卫，后来讽刺徐州的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这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指挥系统，他的人心、战略有一些问题。恰恰共产党指挥得力，运动战搞得好。另外在信念上，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刚才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说到一系列的话都反映了我们当时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一个策略。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延安会见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攻打延安，毛泽东说了，别看蒋介石是气势汹汹，但是他是纸做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这主要是给将士鼓气，不要怕，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它。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说得很多，抗美援朝前期也说了，当时谁也不想跟美国打，美国刚刚在长崎广岛掉了两颗原子弹，威力吓人。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敢跟美国打，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做的，无非是死人，中国有的是人。所以，后来敢于出兵朝鲜。毛泽东在70年代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就问，听说主席在学习英语，毛主席说了两个词：paper tiger(纸老虎)这是话里有话，纸老虎，言外之意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正是因为共产党做了这些准备，统一战线做得好，武装斗争搞得好，党的指挥有力，另外加上信念上、信心上做得好，所以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打败了蒋介石。
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体系。有的同志就问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空穴来风，其他国家不叫人民民主专政。前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东欧也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叫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为人民和民主是我们惯用的政治思维，另外从当时考虑，因为民主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所以当时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我们知道转变了，从现在来看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本质内涵来讲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以后，我们需要有国名来表现，现在我们知道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这之前，对国名的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从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第一次提到我们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又更多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突出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协筹备会期间进行抉择的。当时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什么名字呢？中华人民民主国，把“共和”给省掉。因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说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没有必要重复。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站起来说，他说人民和民主重了，因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意见提出来后，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名字是这样来的。现在有一个观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张奚若，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这也不对。刚才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提出是任弼时提出来的，后来我们不怎么用，后来为什么采用民主党派的观点呢？表明了我们当时虚心接纳各阶级、各党派意见的胸怀，但最早提出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国体怎么确立的。
第二个问题，政体。我们知道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确立，应该说共产党确立得比较早，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践。我们跟苏联学的，苏联叫苏埃代表会议，苏埃代表会议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在七大之前都已经确立了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这是我们的设想。只不过跟蒋介石合作期间，我们没有实践，我们用的是参议会制，因为这个跟蒋介石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重庆，搞的是参议会，通过三三制的政权，选举产生政府。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回忆，当时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跟蒋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区别。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了，肯定要把蒋介石的参议会制，蒋介石的国会制要废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是党内对它还产生一些疑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战时背景下还很难付诸实践。另外，民主党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党派号称中国革命史上第三种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上学习美国的，所以有两个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有的转到香港去活动。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彻底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破产，后来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1948年4月30日发表五一建国口号，当时民主党派都在香港，发生“五五通电”，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且说太阳就要出来了，这是马叙伦说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内部，我们通过七大，通过七届二中全会也逐渐形成共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党内外形成共识。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一个政权合法的途径。如果一个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们现在来看，当初我们设计也是这样设计的，先召开政协，因为政协不用选举产生，现在政协也是推荐选举产生政协委员。通过政协来商量人大怎么召开，当时是两步骤的建国，从政协到人大，再产生到中央政府，是这样设计的。当时我们1948年4月30日的建国口号准备邀请180位代表到东北或者西柏坡，后来决定在北平召开一个小政协，商议人大怎么召开，怎样选举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两步走的建国路径，也是合法的建国路径。但是后来形势变化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蒋介石当时计划打倒蒋介石，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时间需要很长。但是，现在1948年底的时候，我们感觉不需要那么长了。毛泽东也没有料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这样我们建国就摆在议事日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就摆上议事日程。如果按照两步走的建国程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民主党派、共产党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来的建国程序，一步走，通过政协产生政府。但是这个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政协我们都知道不是选举产生的。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着政权不合法。到现在西方，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那时非法中的合法，我们做了一些弥补措施。怎么弥补的呢？当然我们是两难中的一种抉择了，一个建国提上议事日程，迫在眉睫，召开人大又不行。在两难中我们采取了一步走建国程序，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怎样弥补的呢？首先要扩大政协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数，原来180人，现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泽东说他相当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召开，9月21日政协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我们就决定了当初建国之初的政权是过渡体的政权，一来名义上是政协代替了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召开，到1954年召开，但政协代行最高权力是名存实亡的。因为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它产生了其他机关。政务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因为政务院跟部委的关系不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协调指导的关系，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以周恩来还兼任了外交部部长，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政务院当时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最高权力机关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肩挑了，这是有过渡的体制，到1954年就理顺了，1954年以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之后，就理顺了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怎么来的。在建国之初，建国前夕的一个过渡体制，怎样看待合法与非法的问题，我们弄清楚。
第三个问题，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政党制度是怎么抉择过来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一党制，前苏联、东欧搞的是一党制，为什么从中国国情出发呢？我们要分析，也是我们现在驳斥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论问题从历史中，以历史的依据来分析和驳斥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问题，往往从理论来驳斥理论，往往显得有些空洞，没有说服力。下面来简单分析一下。
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就面临着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孤军奋战，关门主义，肯定会是失败的。所以“党的建设”是一大法宝。这个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这样说的，中国要成立各党联合政府，是一个历史法则，任何人都是不能违背的。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搞一党制，搞一党制是违背历史法则，这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后，政党机制怎么抉择，我们肯定要把蒋介石、大地主、大的国民党排除在外。有没有一党制的考虑呢？之前答案没有揭秘，大家都是持否定态度，说没有。因为这是1945年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搞多党合作制，是确定的历史法则。实际上苏联解体以后，在2003、2004年，我们挖掘了一些档案，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建国前夕有过一党制的考虑，但是这个考虑我把它形容为左顾右盼，根据是什么？毛泽东搞一党制的根据是什么呢？1947年11月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斯大林，斯大林明确说到，共产党成立之后，其他党派将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将只会由共产党一党存在，这就是一党制的根据。1948年4月，斯大林回电说他不同意，在中国现在还是搞多党合作制比较好。一来一回，有的学者，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学者，以此为根据，说中国搞多党合作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确实斯大林有一份电报，1948年4月，毛泽东是1947年11月份去电。真实的背景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考虑一下。首先要分析毛泽东为什么搞一党制，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之前说那么斩钉截铁，现在说要搞一党制，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们要联系当时的背景，1947年10月当时是什么背景呢？恰恰蒋介石宣布民盟解散，民盟当时是最大的民主党派，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三万民主党派，民盟占了两万。当时宣布民盟的非法团体，蒋介石宣布，民盟被迫在国内宣布解散。这样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眼里、心里是不是产生这样的错觉，民盟解散了，其他党派也纷纷会解散，所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我觉得更多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生转变了，在1947年12月，斯大林是1948年4月，不到1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原点，什么原点？多党合作制的原点，1947年1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要搞多党合作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毛泽东为什么又回到原点呢？还是从当时的背景出发，民盟虽然被蒋介石宣布解散，但是没有真正的解散，在香港又重新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它的合法性，这在国内是非法的，毛泽东一看这个现象，原来如此，民主党派不会解散。民主党派不会解散，对中国当然好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点搞多党合作制。我们通过毛泽东1947年12月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也可以驳斥斯大林1948年4月来电以这个依据来说我们搞多党合作制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因为之前已经回到了原点，斯大林，我们通过建国前夕、建国后，中央领导人去苏联访问，斯大林是很担心中国多党合作制，对其他民主党派，说共产党赶快召开人大，在政权中牢固你的地位，然后把其他民主党派踢出去，因为苏联本身搞的是一党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多党合作制重新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有一党制的左顾右盼。这样一来，1948年4月30日，建国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来，召开政协，同时商量人大怎么召开，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也纷纷到了解放区，到了东北，重心拱北，通过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转移到解放区。到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我们有民盟、民革、共产党三党召集的，当时有11个民主党派，后来我们合并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革，另外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了，现在8个民主党派就这么来的。
在建国之初，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履行多党合作制的诺言，我们看一看建国之初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六个人，中共人士我们都知道，有朱德、刘少奇、高岗，非中国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1：1，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有四个人，中共人士是两个，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陈云。非中共人士也有两个，一个黄炎培，一个郭沫若。当时28个部委、正部长，民主党派占了当时15个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沈钧儒，民主党派。当初我们建国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国之初，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复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党派积极加入政府建言献策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丧失信心了，丧失做官的信心了。黄炎培已经70多岁了，国民党时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国之初，周恩来去他家去了三次，黄炎培说我年事已高，不堪胜任。说这是为人民做官，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黄炎培感动的就出来了。林垦部部长陈希，周恩来一去他家，他说年事已高，不堪胜任。周恩来就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后来感动了，他也说了感慨，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这样一批人出来做官，纷纷建言献策，也同时消除了各阶级、阶层的疑虑，体现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当然，我们这之后发生了一些曲折。特别是文革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