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复兴，前赴后继，筚路蓝缕，九死而未悔，愈挫而愈勇，终成中流砥柱，其事当永远铭记，其人当永远景仰。
井冈山的扁担、总司令的家书、南泥湾的锄头、大漠戈壁的“两弹一星”、荆江大堤的“生死牌”，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90年奋斗的不朽见证。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着铺草席的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布做的背心，他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必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享用了蒋介石盛宴的款待后，来到延安，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和西红柿请他吃饭。陈嘉庚的结论是：“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如是说。这是对胜利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寄语。当一个政党将艰苦奋斗视为自己的政治本色，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其凝聚力和生命力将绵绵不绝、历久长新。
盐罐铭记的井冈山岁月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共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失败。这时候，每一个起义的领导者都面临一个严峻的课题：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
1927年9月19日那天，以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断：把部队带进山里。正是这个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决断，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特殊影响。
当时，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柴、菜的经费。由于实行民主，由士兵管理伙食，仍然能够从中节约一点钱，分给官兵做零用。每人每天大约能得到六七十文，士兵们把它叫做伙食尾子。这种官兵平等的办法，和旧式军队完全两样，深得士兵的欢迎。
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内军民各种生活物资奇缺，食盐断绝，有的人甚至几个月不知咸味。食盐成了宝贝，珍贵得不得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了一个鼓腹、曲颈、圆口、棕色、横条纹的陶罐，装满了接近颈部的食盐，食盐已结成表面为灰黑色的晶体状态。
1928年冬，红军将外出打土豪缴获来的一些食盐分发给根据地内的民众，用以度过艰难岁月。当时曾担任过遂川县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主席的李尚发，家中无盐，只得以醋炒菜。分得了这一罐盐后，他一直舍不得吃掉。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敌人窜进井冈山的心腹地带，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李尚发生怕这罐红军送的食盐落到敌手，便找到一棵隐蔽的杉树，在树下挖了一个洞，把盐罐藏得严严实实，做上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记号，这才放心地带着家人进了深山。
1959年，已担任井冈山敬老院院长的李尚发，把珍藏30年的这罐食盐献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收藏，成为井冈山斗争艰难岁月的历史见证，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同甘苦共命运的生动体现。
“吃苦耐劳的人，不妨多来”
1937年11月，在山西抗日前线领导八路军抗战的朱德总司令，给四川老家的亲属和好友各写了一封信。给亲属的那封信说：“那些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至于真心爱国，能牺牲一切，吃苦耐劳的人，不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给好友与龄的那封信说：“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我已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我十数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法币，请速寄家中朱理书收。”
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总司令，养活艰难度日母亲的愿望竟然要靠借钱来实现，这是艰苦条件下奋斗着的共产党人最真实的写照！
正是靠着这样的作风，延安才会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千千万万追求真理的青年。到延安去，也就成了许多爱国青年的追求和选择。
那个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一把锄头、一块肥皂会告诉你。
当时，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仅有140万群众，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不断精兵简政的同时，延安的共产党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通过一场大生产解决粮食问题。
1939年2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在南泥湾垦荒期间，王震特意聘请71岁的农民朱玉环为生产教官，并亲笔签发了一份执照，上面写道：“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现年71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为本旅农业生产教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处巡视之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地照顾。”
1942年，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八路军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那时，在延安的人们自己纺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自己种菜种粮。在边区，办起了化工厂，生产了一种叫“新华”牌的肥皂。这种肥皂除供应延安市场外，还远销西安等地；连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那块用来做镇尺的铁块，都是延安自力更生生产的。
抗战岁月固然艰苦，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靠着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靠着宽广的政治胸怀，靠着罕见的创造精神，靠着独特的生产方式，支撑起一场正义的战争。惟有如此奋斗，才让一个荒凉贫穷的地方，展现出一片红红火火的局面。
手摇计算机的传奇
199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办展览时，一台上海“通用”牌201型、编号为第34695号的老式黑色手摇计算机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前身为二机部九院)被征集入馆。
这台手摇计算机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艰难困苦的跋涉中不断奋进的见证。1958年，邓稼先秘密地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苏联单方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后，面对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核爆大气压数字，为了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时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和二机部的科研班子带头攻关。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只能使用算盘和4台老式的上海通用牌手摇计算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全部数据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一年多时间，常常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他领导二机部科研人员就是用算盘和4台老式手摇计算机，对原子弹爆炸时的物理过程进行了9次模拟计算和分析，最终推翻了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结论。到1962年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性难题，迈出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邓稼先总是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第一线。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事故，核弹从飞机上丢下来，因降落伞没有打开，掉在地上摔碎了。为探明原因，邓稼先亲自前往寻找核弹，他直接用双手捧起弹片检验，因而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经检查，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即使这样，他仍执意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还要坚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这是一段艰苦而充满激情的岁月。除了邓稼先，还有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张蕴玉等一批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先后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沙滩。惟有亲历之人，才知他们付出了多么艰辛的代价。那时，新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些科学家们一边研究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一边却不得不忍受最原始的饥饿折磨。由于长时间吃不饱，很多科学家都得了浮肿病。比如，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手拎着鞋上班。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什么活动啊？一会儿，周总理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如是说，“如果没有这一声巨响，就不会有人理睬我们！”
“生死牌”作出庄严承诺
人们不会忘记，10多年前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裹挟着袭击了长江两岸，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在不可预料的情况发生时，奋斗精神从未从共产党人身上消失。
1998年夏，一场特大洪水袭击长江两岸，洪水冲击着长江大堤。武汉市江汉区防汛指挥部把守的武汉龙王庙闸口，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更是武汉全市14个险段中的险中之险。此处如果出现问题，七百万江城人民的生命将会受到洪水的直接威胁。同时，由于此处长期受到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的冲刷，极易造成崩堤、溃口等险情。
7月5日，武汉江汉区机关工委副书记雷宽喜被派往龙王庙驻守。区委在闸口成立临时党支部，雷宽喜任书记，来自区直机关公安战线和堤管所的128名党员，佩戴共产党员红袖章，站到抗洪抢险前沿，筑起一道“防洪堤”。8月7日，江水跳涨到了29.20米，超过危险水位1米多，汛情十分危急。为了使大家进一步增强责任感，雷宽喜带领当班的15名共产党员立下军令状“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他们在防汛备料场找来几块木板，钉成一块牌子，写上“生死牌”三个大字，用鲜红的油漆将自己的名字签在“生死牌”上。他说：“当时我们非常激动，这哪里是在用红油漆写字，简直就是在用热血写生死关头的壮志豪情。”
醒目的“生死牌”迅速从城区向郊县延伸。黄陂县在全县四大干堤上竖立11305块“生死牌”，每个干堤上均有50人组成“敢死队”；新洲县大堤上的120个“生死牌”上，也清楚地写着责任人姓名、电话和防守堤段。沿江的老百姓拉着这些共产党人的手，一次又一次地潸然泪下。
一块普通的木牌，几句简短的誓言，是共产党员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一块块“生死牌”仿佛在诉说：过去了的东西并未都随风飘逝，而仍有一种精神，昂然矗立在人们视野，那就是——奋斗。(记者 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