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在书房，手中为译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不管是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还是在书桌的台灯前，他的心镜，好比那始终波澜不惊的湖面。他把新获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奖杯放入客厅的柜子里，生活如常。该奖项是在翻译家、作家、对外交流家、政协委员、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之外包围他的又一圈光环。他的犹太人背景和1947年由美国纽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从此爱上中国、选择中国、融入中国的传奇经历，令人惊叹。他96岁高龄了，却不是皇城根下悠闲晒太阳的老人，时间反倒变得更加金贵了，身体也很争气，行动自如，思维敏捷。
我叫他“沙老”。他喜欢这个称呼，这不仅亲切，还很“中国”。“沙”取他英文姓氏的音译，“博理”是他来华之前一位中国同学帮着起的，意为“博学明理”。在中国长达64年的生活已使他很多生活方式都中国化了：吃馒头、喝茶、睡硬板床、打太极拳、穿布鞋、穿丝棉袄、说客套话……甚至有人说，他长得越来越不像外国人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喝咖啡、吃面包圈、听爵士乐……他所居住的传统风格的小院也因此带了点儿兼容并蓄的味道。他运用汉语的水平不及母语英文来得纯熟，电脑正显示着英文页面，案头摆放着几本英文刊物。他和我谈论党群关系：“应该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他又谈论在政协工作、外宣工作之外正琢磨着翻译金庸的小说：“好多事情都想做，眼睛比肚子大”。他也许不会像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样随口就说“唇齿相依”和“眼馋肚饱”，语言对于他更是一种工具，通过中西方语言，领略中西方的不同风景，分析中西方的不同主张。比较之下，他更痴迷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关注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更满意他在中国的生活，更愿意致力于中国的发展。他于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从此以中国公民的身份与这个伟大的国度休戚与共。
这是一种在宽广视野之下听从内心声音的选择。
这是一颗洋外表之内的滚烫的中国心。
扎根中国64年 “和中国一同进步”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让年轻的沙博理看不到前程，他走一步看一步，先是到美国西部流浪，然后做律师、当兵……美国当局派一些军人去学外语，沙博理被安排学中文，越学越有兴趣。1947年4月，带着对神秘东方的向往，他用退伍费买了船票，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上海。这一年，他32岁。
那时的上海并非他期待中的乐土。他在后来的自传《我的中国》里写道：“我开始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处于火山爆发的边缘。大街上每天都有饿死的尸体，有钱人和统治机器的残酷、麻木不仁，濒于崩溃的经济……显然不能维持多久。我是应该留在中国还是离开呢？”
爱情替他做了选择。他爱上了新认识的中文老师——一年后成为他妻子的凤子。凤子是地下党员，凤子的“同志们”就成了沙博理的“同志们”。沙博理曾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帮助进步学生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支持创办进步刊物《人世间》，还曾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在亲密爱人和同志们的影响下，沙博理从同情革命、理解革命，转而投身中国革命。
凤子很快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夫妻俩连夜收拾行李。去哪里呢？去解放区！
组织上让沙博理和另一位想去解放区的美国女青年假扮夫妻，让凤子乔装成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尽管已经非常谨慎，但一路上还是受到严格盘查，危险暗藏。向导对他们说：“算了，别玩命了，你们去北平吧，我们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
几个月后，沙博理和凤子果真在“家门口”盼来了解放。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他俩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沙博理回忆说：“我们坐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然后，‘哗’地一声，欢呼声、笑声、哭声全来了。凤子也哭了，那是高兴的哭啊。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籍，却和大家一样激动。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时刻。在旧社会，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一个人，精神上真正站起来了！”
沙博理不仅目睹了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的这一奇迹，而且直接参与了这一奇迹。他说：“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成就感。我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进步，我还想要作为整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的一分子，和中国一同进步。”
只有当个人和国家随时代潮流一同进步的时候，个人的理想和努力才能化为成就和满足。沙博理过起了术业有成、心满意足的日子：作为翻译家，他把众多脍炙人口的著作翻译成英文，送到世界读者的面前；作为政协委员，他时常到各地考察，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提案。他选择把一生的热爱奉献给激情的中国，而如此选择的国际友人又岂止他一人？马海德、爱泼斯坦、陈必弟……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他们故去，来到中国就不再离开，他们在中国同样找到了理想、事业和归宿。
今年是沙博理在中国的第64个年头，他人生的三分之二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64年前，他像一片漂洋过海的浮萍，落入中国的土壤，从此扎下根须。中国有句古话叫“落叶归根”，但沙博理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儿已经在中国。”
入籍中国48年 “我是一个中国人”
留在中国的沙博理很想念远在美国的母亲。
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并不友好，抗美援朝时期，沙博理一出门，胡同里的小孩子就朝他喊：“希特勒！希特勒！”他心里不畅快，在小孩子眼中，自己居然是法西斯头目的形象。
那时，沙博理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去美国探望母亲不存在任何障碍，但他害怕去了以后拿不到回中国的签证，他不敢想像失去妻女、失去事业的生活。
1963年，母子分别后的第16年，思儿心切的母亲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终于和儿子儿媳团聚。看到儿子的工作和生活果真如信中所写的一样精彩美满，母亲放心地说：“你可以不用回美国了。”
母亲的态度让沙博理坚定了留在中国的决心。同年，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得到一张公民证，上面有中国国徽和周恩来总理的签名。从那天起，他能够投票选举，能够不受限制地在中国任何地方旅行，能够参加政治学习，听内部报告。他感到“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增强了责任感，不再只是一个关心的帮忙者，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参与者。”
沙博理和母亲之间的思念继续通过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信笺传递着。1971年夏，同事看到报纸：“瞧！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能回中国看他老母亲，你入了中国国籍的怎么就不能回美国看你的老母亲？”一句话勾起了沙博理探望母亲的念头。那时距离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仅半年，中美之间的政治空气正在转暖。沙博理决定一试。
他顺利拿到了中国护照，但还需要一个美国签证。为确保成功，他先去了加拿大，在那里申请签证，万一不成，美国的家人还能到渥太华与他会合。沙博理回忆：“我来到加拿大的美国大使馆，对办事员说，我要去纽约看我妈。他慌了，还没遇到过一个拿着中国护照的美国人要到美国探亲的。后来电话、电报来来去去地问，一个礼拜后才给我签证。”
当初母亲探儿绕道香港和儿子探母绕道加拿大的种种麻烦，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而成为历史。此后的数次探望，全无障碍，叙尽天伦。母亲于1983年去世，享年90岁。次年，沙博理去美国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她珍藏着一双他小时候穿过的法兰绒小靴子。
此时的沙博理已出版回忆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和论著《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等著作，此后又经常在《时代》杂志、《纽约时报》、《世界报》等国外媒体及《中国日报》等对外媒体撰写介绍中国改革经验和民主制度的报道，他已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对外交流家。
不管是身居四合院通过网络、信笺或著述宣传中国，还是出国访问通过讲演、受访或民间交流介绍中国，他的亲身经历和现身说法已成为新中国的名片。其间也遇到过质疑，但他机智而坚决地捍卫着自己的立场。比如1987年3月，他在香港参加犹太人学术讨论会并介绍中国的犹太人政策时，有位外国代表讥讽道：“你不大像个中国人。”沙博理反驳：“你也不大像犹太人。”会场一片喝彩。
“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已不仅仅是他内心的认同，更是一个骄傲的身份。今年4月2日，接过“‘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奖杯的沙博理发表获奖感言：“1947年，我刚来华的时候，有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现在可能那些人在害怕我们太健康了……中国欢迎外国朋友来投资，做买卖，但他们一定要按我们的法律办事。……我对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高兴地大喊：‘我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立场，他的建言、他的荣耀，都来自“我是一个中国人”。这铮铮宣言背后，是一颗滚烫的赤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