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学习“本本”又突破“本本”，依据“马列”又超越“马列”，不断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思想解放、理论飞跃。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党成立90年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历史。
-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数和力量上是很小很弱的，理论上也很不成熟；对于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些重大问题，不是(也难以)一开始就完全清楚的。这就造成了两种情况的出现：一种情况是面对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探索并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科学地提出了符合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正确理论方针；另一种情况则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条件，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机械照抄照搬马列的“本本”指导实践，窒息了理论创新的生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1931年至1935年间长达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因为形态更加完备、理论色彩更浓，再加上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故对全党的危害就更深更大，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1945年4月，王明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用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底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的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底方法。”博古则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概括为“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
毛泽东是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他从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注意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教条主义者攻击为“狭隘经验论”，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因为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教条主义者的多次打击。
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中国革命因为理论指导的不正确而屡次受挫，毛泽东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理论创新工作。在1935年12月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他尖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僵化观点；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他又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以肃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哲学总结；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清除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教条主义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严厉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90%以上……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他进一步提出：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痛批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把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导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
-苏共二十大在我党内部催生了一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加快实现了党从“以苏为榜样”到“以苏为鉴戒”的转换，在理论上开始着眼于探索“第二次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了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而执政党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领导人民搞建设。但是，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怎么搞，对于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自然就成了新中国效仿和学习的榜样。
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被称作“人间天堂”，苏联模式也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和样板，只许照搬，不能突破，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想法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体制基本上就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又说：建国头八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
而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斯大林也被认为是继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旗手，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享有崇高威望，其地位和权威不容任何挑战和怀疑。但是，到了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把套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头上的所有的这些神圣“光环”都打破了。随后，苏联问题的暴露，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使党和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原来一直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的斯大林是人不是神，也有严重缺点和错误；二是原来一直被顶礼膜拜的苏联社会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严重弊端。这就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
此后，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析苏共二十大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应对之策。在3月23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3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
这样，从“以苏为榜样”转到“以苏为鉴戒”的问题，就自然地提出来了。1956年4月4日，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月25日，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他开篇即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正是着眼于“第二次结合”，在破除迷信以后，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为中心，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党和毛泽东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经济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及其处理原则，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独立自主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宝贵成果。这些成果成为1978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重要思想来源。
但是从1957年起，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因此1956年的思想解放以及因之而提出的许多积极认识成果在实践中贯彻的时间并不长，后来因为理论上陷入了误区、偏离探索的正确道路而遭受的挫折同样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