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这一天是冬至，但对国家来说，这一天是“立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为其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中国共产党勇敢的自我改变，适时的正确抉择，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三十余年过去，这次抉择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源源不绝，泽被后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春天里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神州大地已经感受着和煦的暖阳。召唤新生的春风，似乎也给刚刚结束了“文革”内乱的中国送来了几丝新的气息。
这年2月，春节后，恢复高考后首批“七七届”大学生陆续入学。敞开的大学校门带给新生们莫大的荣誉，让更多像他们一样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诗意盎然——《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昔日的“臭老九”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人们面前。
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这一年中，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长期禁锢在“文革”中“左”的思想和亢奋中的人们，重新开始理性的思索和民主的争论。
这一年，冰雪消融，大地回春。
这一年，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而追溯这次伟大转折的发生过程，却不仅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短短的5天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不过，对“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便于光远也说：“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负责编辑会议简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每天1斤粮票。
没想到，会期原定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延长到了36天，以至于胡丹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
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有太多出乎意料、超过预设的改变出现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看上去似乎有些偶然。历史，总喜欢用这样偶然的联系，拼接必然的进程。
于光远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前夕领到了出席者名单和分组名单，他急忙而仔细地对着名单上的219个名字，一个个看下去：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和候补委员3人全部通知到会，名单上还有中央军委常委、“三副两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负责人……
这份长长的名单，给于光远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会议规模不小，“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一是与会者“成分不错”，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同志，虽然也有“‘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
于光远回忆，“我看了这个名单就心中有数了，认为会有一番带有严重性质的争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会议。”
不过，即便是与会者，多数人事先也不能预料，这将是一次改变中国航程走向的会议。
中心议题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内部电影。
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华国锋的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国锋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这个讲话，“总的来说，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不过，在三个很常规、很惯例的会议议题之外，“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核心问题，提出者其实并不是华国锋，而是当时因出访东南亚而没有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在“文革”中饱受打击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了。
7月30日，喜欢足球的邓小平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坐在看台上的他，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着烟，谈笑自若。8万人的体育场内，全场起立欢呼，掌声雷动。
再次走上中国领导人岗位的邓小平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法新社当晚发出的消息这样描述：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他开始承担起那个被每个中国人铭记的角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内的诸多文献，都做了这样的记载：“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时的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已经两年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却没有完全消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延续着，党和国家徘徊在向何处去的抉择关头。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讲话中，也对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做了较大篇幅的论述。据于光远记载：“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他所讲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面紧接着的一句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人心所向。然而，横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篱障仍未搬除：全国上下热切关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华国锋的讲话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尚未平反……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冲破这些藩篱是前提。一向以擅长经济工作闻名的陈云点燃了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