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颗重磅炸弹”
中央工作会议的前两天，议程按部就班，气氛波澜不惊。
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当时的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任何实职。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中，1976年后还健在的，就只有陈云和邓小平了。而这位最懂经济的老一辈革命家，却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几乎是在“赋闲”。
1978年7月1日，曾任陈云秘书多年的陈家栋到陈云家探望，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11月11日会议结束后，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斟酌再三，终于按他的老习惯，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发言提纲。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方便。
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东北组发言了。
从1962年因身体原因离职休养算起，再到后来被选出中央政治局、束之高阁，陈云一直沉默了十几年。只有1977年3月，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书面发言，但那次发言仅限于发言而已，甚至连大会简报上都没有出现。
这一次，陈云事先讲明：“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沉默了十几年的陈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于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随后，陈云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很不得人心。
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很清楚他这个发言的分量，讲完后，他又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登简报。一旁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人接过了话：“他们不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听到了。”
这次，陈云的发言完整地登在了会议简报上。在现场听到或后来在简报上看到陈云发言的与会者们，在多年后忆及此事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了“爆炸性发言”、“六颗重磅炸弹”这样的词汇。
“六颗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即激起了更有声势的回响。会场的热烈讨论一下子进入了白热化。
按照预定的议程，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3日，会议将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
万里、聂荣臻、康克清响应支持陈云，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
这些在全党、全国享有声望的老革命家们，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中央工作会议拉出了预设的轨道——或者说，拉上了正轨。
“革命行动”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党的领导核心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邓小平因出访并未参加前五天的会议，耐人寻味的是，另外四人似乎也没有立即对陈云的发言做出反应。众多当事人回忆那些热烈的、畅所欲言的讨论，独独没有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或表态。
不过，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几次在党和国家重大历史关头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叶剑英元帅，对时局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早已是举国上下人心所向。只是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定性的“反革命事件”，为其平反势必触碰“两个凡是”的“红线”，因而屡屡被提起，却又屡屡被搁置。
到中央工作会议时，“天安门事件”平反又一次被提出。会上还在热切讨论时，会下，已经有了实际的行动。
此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宣武饭店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对“四人帮”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代表们对此反应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
14日上午，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乎加给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
林乎加后来回忆说：“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在这篇长7000字的稿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不过，这段表达了亿万人民呼声的评价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天安门事件”这个提法。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于光远也是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之一。此前一天，他刚刚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一起就此做了联合发言。
15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到屋里一看，新华社社长曾涛也在。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新华社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题目已经拟好，就叫《“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兹事体大，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
“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新华社副总编辑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
于光远回忆：“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