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
◎10年以后，希望我们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10年后，如果你再来和我谈中国科学的发展，情况会比今天更进步。”
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里，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戴着助听器的杨振宁，做了总结性评价。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已届“望九之年”，却仍然心系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大学教育。
6月22日，他应邀在宁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6月18日，他在南开大学报告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89岁的他，依旧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甚至是30年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他都能“信口拈来”。回首中国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他连称“极其成功”，但也坦承“科学发展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谈科学
起步晚，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奇怪
日前刚刚公布的本年度“邵逸夫奖”，授予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三大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7位外籍科学家。而自2002年至今，“邵逸夫奖”共有43位获奖者，其中仅有4位华人科学家。
在评审会主席杨振宁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近代科学在西方有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却不过六七十年，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稀奇。
但他反复强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科学的进步速度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简直是少而又少”，如今，从量上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在质量方面，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华裔数学家——在中国长大并接受大学教育，最近10年在西方国家做研究。“他们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很受重视的。”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疑问：几十亿、几百亿撒到了各大研究所，为什么没有很快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对此，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传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
他以中国体育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地位”到现在的“金牌大国”，体育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但是，“培养科学家比培养运动员复杂，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更长时间的训练，更长时间建立传统，是件急不来的事情。”
“应该从整体发展的经验多着想，才能了解前途应该怎样规划。”杨振宁希望，中国对于科技发展的投入还要增加一些，更加强调合理分配。“合理的、有效的分配，必须依赖于对科学发展有相当认识的决策人。”
谈大学
考古系和建筑系，可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突破口
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应邀参与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这个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样本的研究实体，意在加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建成世界一流的理科。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17年的杨振宁回到了清华园，开始在这块“试验田”上倾注自己的心血。对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他显然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过去10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把国内杰出的年轻人引导到前途有发展的科学方向上，使他们出去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一些专业上崭露头角；未来10年，我们再把这些已经在国际上风生水起的科学领头人，请回国内来。
“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在美国担任博士后或者助理教授，他们已经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再过10年，这些人很可能变成世界一流科学家，他们回国后一定能够带动中国科学的发展。”杨振宁对未来的科学家“归国热”信心满满。
杨振宁说：“中国的经济形势看涨，很自然地会对人才形成吸引力。10年以后，我们希望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如何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西方不一样，大学的设置并不独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不能简单地拿中国的情形和外国对比。“在这点上，必须要清楚。”
“有选择地先把某些系打造成世界一流，”杨振宁说，“比如考古和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中国的大学很占优势。”
谈人才
大师的职责，就是引领优秀人才进入最有前途的领域
科学的发展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动力。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核磁共振成像：把物体放置在一个稳定的磁场中，再加上一个不均匀的磁场，用适当的电磁波照射物体，根据物体释放出的电磁波就绘制出内部图像。
“这是无目的的研究，劳特布尔之前一般用平均磁场做核磁共振，而他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不平均磁场，竟然就成像了。”杨振宁说，科学研究往往是“忽然想出一个妙招，加些别人想不到的小窍门，就可能出大成果。”在他看来，这需要有广大对于现代科研器材有认识，又有聪明脑筋的人投身到不是预先有目的的、更多凭兴趣的科学研究中去。
另一种科学研究则是有目的的，“比如，制造超短波长的激光，如果做出来，也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说。
杨振宁表示，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有可能出现，但要尽快使得年轻人走到有可能有重大发展的领域中去，“我对未来发展很乐观”。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他说：“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数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们，绝大多数非常优秀，比起美国类似大学的研究生来，并不差。
但在国内大学，在“信息灵通”方面显然要比国外大学逊色。美国著名大学数学系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学校里的研究生，对于数学界最敏感、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国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谈起自己的“诺奖”经历，杨振宁坦陈：“我非常占便宜。”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本科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凭着厚实的底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又拉近了自己和科学最前沿的距离，“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在杨振宁看来，大学和大师要做的，就是“带着最优秀的学生，挖科学的金矿，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引导他们进入最有前途的科学领域”。（记者 陈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