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鲍振东 时间：6月13日 地点：光明日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胡总书记的这段话发人深省。应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希望长期执政，但能不能长期执政，不是取决于这个执政党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人心向背。所以，列宁讲：“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那么，怎么保持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呢？需要做好的事情很多，从治本的角度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加强党员干部修养。
加强党员干部修养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但从现实的情况看，主要是实践问题。人民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不是注重党性修养，绝不仅仅是听我们说了些什么、喊了些什么，而主要是看我们在实践中都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也就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查其果、验其实。具体说来，就是看你是怎样做官的、怎样做人的、怎样做事的、怎样读书的、怎样交友的、怎样治家的。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就从如何做官、如何做人这两个方面与大家交流一下学习体会。
【清清白白地为官】
老子有句话说得好：“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就是说，一个人到最后还像开始的时候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很平安，没有败事可言。
“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也就是说，不同阶级对如何为官，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标准。由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国家的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共产党的官必须是清清白白的为官。那么怎么做官才叫清清白白呢？我在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要想成为一个清清白白的官，必须注意把握住以下四点：
一是要做清官，不要做昏官。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辽宁省喀左县当过八年县长、县委书记，在此期间有幸当选为第八、九两届全国人民代表。曾记得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闭幕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召开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有一位记者向朱镕基总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有关规定，总理连任两届就不能再连任了，在你卸任以后，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朱镕基总理毫不犹豫地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足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的，我就谢天谢地了。”对朱镕基同志的这段话，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可见，人们对清官是怎样的企盼、怎样的爱戴。按照传统的观点来说，为官只要是不贪就可以说是清官了，但是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为官仅仅做到不贪还不能说是清官，还必须做到政治上不昏。主要应把握住两点：
首先，是政治头脑要清醒。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正规一点的政党那里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有战斗力、负责任的政党，都不允许它的组成人员与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不保持一致。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做得是好的，或者说是比较好的，但是也确有少数党员干部甚至是党员领导干部做得不好，或者说是很不好。他们中有的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对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有什么不同意见，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映，而是在背后放怨气，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有的传播小道消息、散布政治谣言，污损组织形象。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
其次，用权行政要清明。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早把“认真”二字抛在脑后，被老百姓称为迷迷糊糊用权、马马虎虎办事的“糊涂官”。他们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选人用人“乱点鸳鸯谱”，指导工作只会“一刀切”；在其所管辖的那个地区、那条战线、那个部门或单位，良莠不分、是非不辨，好人不香、坏人不臭；下级向他请示工作，寻不着正理，老百姓找他打官司告状，讨不到公道；更有甚者，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竟然把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的条幅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作为座右铭。同志们知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老祖宗没有留给我们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遵循，只能靠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认认真真地去求索、去探寻，来不得半点敷衍塞责和粗心大意。如果我们领导干部都难得糊涂，我们的事业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
二是要做廉官，不要做贪官。贪官污吏历来为老百姓所不齿，所痛恨。我们共产党的官和剥削阶级的官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不折不扣地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当官发财，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我们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当官与发财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共产党人当了官，只意味着你的责任更大了，担子更重了，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更充分了，与发财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严格来说，在我们共产党人这里，要想当官就别想发财，要想发财就别去当官，而去做买卖。如果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那么，我们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又有什么区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当官和发财联系起来的却绝非个别。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就是奔发财来的，所以一朝权在手，便把私利谋，大搞权钱交易，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鱼肉乡里，搜刮百姓，一个任期下来，老百姓没得什么实惠，自己却富得流油了；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拜金主义的俘虏，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更有甚者，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利令智昏，明里暗里干起了买官卖官的勾当，大搞吏制腐败。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我们党确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人，在商品经济社会，要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同样离不开钱。“慕马”大案中的重要案犯李经芳在忏悔书中说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警示意义：“金钱决不仅仅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它完全可以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我在职的时候，那么疯狂地聚敛钱财，现在看这些钱对我又有什么用？无疑都成了送我上路的纸钱。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但是没有一条可以重走，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做出选择的话，我绝不选择‘贪欲’这一条”。
三是要做勤官，不要做懒官。事实上，在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队伍中，真正为政不廉、大贪大占的毕竟为数不多，而事业心不强、为政不勤者则为数不少。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但就是不思进取，贪图安逸，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工作低标准，精神不振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时连钟也懒得撞，久而久之，就使他们所管辖的那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纪律松弛、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该办好的事情办不好，该办成的事情办不成，贻误了工作，脱离了群众。还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以玩代干，嗜玩成性，不但自己整天琢磨玩，还鼓动和带领身边的同志陪着玩；不但偷偷摸摸地在上边玩，还以检查工作为名到基层玩。结果是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玩垮了工作，玩坏了身体，玩丢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玩疏了党群、干群关系。对此等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给我们这些党员领导干部送了不少绰号，什么“麻书记”、“花局长”、“赌主任”，应有尽有。应该说，好玩是人之天性，人之常情。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适当地玩一玩，乐一乐，是一种调整，一种积蓄，是为了养足精神，干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反对玩，而且对那些正常的玩、必要的玩、健康的玩还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如果我们这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们精神不振奋，工作不刻苦，甚至沉湎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那我们的宏伟蓝图还怎么去实现，怎么能实现？所以，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尽职尽责，切莫做那种为人民群众所鄙视和唾骂的懒官。
四是要做善始善终之官，不做中途落马之官。做事有个善始善终的问题，为官也有个善始善终的问题。老子有句话说得好：“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就是说，一个人到最后还像开始的时候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很平安，没有败事可言。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确有一些人只能善始而不能善终。不是吗？有的在没当官之前，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忘乎所以，高高在上，干起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事情来；有的当小官的时候，还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但随着官位的升迁，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私心越来越重，胆子越来越大，最后铤而走险，滑向犯罪的深渊；还有的年轻时尚能严格要求自己，临到要退休时，就守不住晚节了，信奉起“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来，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聚敛钱财，结果是翻身落马，站到人民对立面去了。只能善始而不能善终，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悲剧。那么，这种悲剧为什么能够在仕途人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呢？古代先哲们早就发现，其中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战国时期，魏公子牟欲出远门，穰侯去送行，临别时，穰侯问魏公子牟有什么嘱托没有？魏公子牟对穰侯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魏公子牟在这里勾画的就是一些为官者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尊贵，由尊贵到骄奢，由骄奢到犯罪，由犯罪到亡身的运行轨迹。自古以来，有多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官者，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滑向无底深渊而成为千古罪人的。难怪当年毛泽东在读到这段文字时大发感慨，挥笔在文章的空白处，有力地写上了“有理”二字。以史为鉴，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真正做到善始善终，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堂堂正正地做人】
造成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不端、为人不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说，问题还是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无非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做事，一个是如何做人，而且决定人生成败的三分在做事，七分在做人。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清清白白地做官固然重要，踏踏实实地做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还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所谓堂堂正正地做人，简而言之，就是注重个人修养，固守人格尊严。良好的修养，高尚的人格，体现在献身事业、诚实待人、公道正派的实际行动中。做官是一时一事的事，做人才是一生一世的事。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要做好官首先必须做好人。没有一流的人品作铺垫，为官从政迟早要跌跤的。很难设想，一个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人能够成为一名好的领导干部，能够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做好事、干实事。慕绥新、马向东之流，所以中途落马，成为千古罪人，问题不是出在做事上，而是出在做人上。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先进模范人物，之所以能得到老百姓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也主要是源自他们良好的为人和崇高的人格。
重人格、重品行、重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成为我国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追求和为官之道。那么，怎样做人才称得上是堂堂正正呢？古往今来，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对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孔子提出的做人主张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这里讲的礼，是周礼，是封建礼教，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如果把“礼”换成我们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对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吗？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尽干些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事，不是早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吗？孟子提出的做人标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对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针对性更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包“二奶”，养小姘，能叫“富贵不淫”吗？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为钱所累，为钱所害，能说是“贫贱不移”吗？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一己之私，趋炎附势，奴颜媚骨，不惜丧失国格、人格，能叫做“威武不屈”吗？范仲淹提出的做人原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挖空心思地琢磨如何升官发财，甚至不择手段去跑官要官，能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吗？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老百姓的艰难困苦漠不关心，符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要求吗？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不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叫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鲁迅先生提出的做人准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对错误的言行不批评，不抵制，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能说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吗？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颠倒了主仆关系，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能说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吗？由此看来，我国儒家经典中有些关于如何做人的至理名言，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自己党性修养的实践中，应认真加以汲取和借鉴。
然而，在我看来，对如何做人问题分析得最透彻、最深刻、最全面的还是毛泽东同志。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做人主张，那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理解，所谓“高尚的人”，就是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的人。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纸醉金迷，贪图享乐，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能说是“一个高尚的人”吗？所谓“纯粹的人”，就是彻底地摆脱了动物本性，能够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的人。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人猿未揖别”，什么说不出口的话都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敢做，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能算得上是“纯粹的人”吗？所谓“有道德的人”，就是注重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人。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上妒贤嫉能，见危不助，见死不救；在家里，不忠不孝，藏污纳垢；在本职岗位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能说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所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落落大方、襟怀坦荡，“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热衷于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媚权阿贵，惟利是图，能说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吗？所谓“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把党的宗旨忘在脑后，不但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还经常干一些扰民、害民、坑民、骗民的事情，能说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吗？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做人的问题，在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造成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不端、为人不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说，问题还是出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如果说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党员领导干部为官做事的前提的话，那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则是党员领导干部堂堂正正做人的根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端正，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就不可能是端正的，堂堂正正地做人也是一句空话。所以，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首先，要解决好世界观问题。对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世界观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就不可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革命意志就必然衰退，头脑就必然空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扰乱我们的做人准则。现在，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讲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西方的这理论、那理论，甚至热衷于搞封建迷信那一套。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上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一家广播公司在互联网上推荐“千年思想家”，推荐的结果是马克思名列榜首。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马克思还有那么高的威望，而在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共产党人这里，却有些人不信马克思主义了，这不是很悲哀吗！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反思，反思那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是最佳选择，是不是马克思指明的那条道路更具合理性，所以在西方一些大城市《资本论》被一抢而空。这难道不能让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党员领导干部感到羞愧吗？
其次，要解决好人生观问题。所谓人生观是建立在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对人生的总的看法和根本态度。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然而，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形成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是随着这个人的世界观的确立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正确的人生观是在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不断深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从而养成无私奉献精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集中体现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检验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是否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的基本标准，就是看他是否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甚至虚心假意，而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那一套却满腔热情，千辛万苦，在所不辞，问题就出在人生观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用一句话作了最好的回答，那就是“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如果说用索取来衡量人生价值，那么谁的价值最大？和珅的价值最大。和珅在得势时聚敛的钱财富可敌国。但大家知道，和珅早已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的人生除了有警示后人的意义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那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最后，要解决好价值观问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要堂堂正正地做人，除了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不可或缺的。所谓价值观，就是与世界观和人生观密切相关的，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以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相结合，并以国家、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基本原则的。按照这样一个价值观的要求，当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公与私的问题。公与私的问题处理好了，价值观就端正了。有人根据处理公与私问题的不同态度将人划分成六种，即：“大公无私为圣人，公而忘私为贤人，先公后私为好人，有公有私为常人，先私后公为小人，损公肥私为罪人。”按着这种划分，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应是大公无私的“圣人”或是公而忘私的“贤人”，因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达不到“圣人”或“贤人”的标准，至少也应该做一个先公后私的“好人”，总不能去做那种先私后公的“小人”，更不能去做那种损公肥私的“罪人”。
鲍振东简介：
辽宁省朝阳市人，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人大常委、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政府咨询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研究成果有：《一个实践者的理性思考》、《执政能力探索与实践》、《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构建和谐辽宁研究》、《2006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重在求真务实》、《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建设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