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登蔡志强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表现为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
文章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末，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分化。其间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分配模式的变化加剧了阶层的多元性。但是不到20年的时间，阶层分化的速度趋缓，开始呈现固化趋势。
文章将有关当前中国阶层的诸多观点归纳为以下三种：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所谓碎片化即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呈现无序状态。断裂化则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所谓层理化，即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其结果是阶层关系固化特点。
文章从四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
——所有制结构变迁引发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流动和劳动形式的多样化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队伍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以及生产要素分配标准的不确定性，容易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利益分化。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调整，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主体多元和权力失范，易于形成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贫富分化，并使得下层社会难以平等拥有发展条件，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动能。
——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
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
此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过程难免存在缺陷。
——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中国传统社会里，晴耕雨读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几乎成为士子寒门的不二选择。中国社会也因此增强了自组织能力，并能够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维持了制度的相对稳定性。
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通道渐显逼仄。一方面是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旧只有8.9%，文盲率占4.08%。另一方面是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使得“拼爹”替代了品学兼优成为就业过程中让人无奈且悲凉的“硬件”，并使得世袭贫穷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当教育体系本身无法承载社会流动的责任时，社会就需要有新的通道来实现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是我们很难为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制度平台以保障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由此引致的权力和资本介入加剧了特权对公义的侵蚀，进一步固化了下层社会阶层。因此，完善教育保障，为发展差异极大的中国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均等的教育政策和资源，既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增强落后地区群体参与竞争的能力，也有利于维护公平。这是当前亟需引起注意的问题。
——阶层固化还源于多元价值主体加大了政府协调社会的难度。社会分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导致政府政策越来越难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在多元阶层中，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过程很难实现对所有阶层的有效覆盖，由此所有的政策过程必然无法让所有阶层满意。如果道德难以协调彼此的利益需求，冲突就必然发生。而当一方基于对冲突的感知而采取某种行动去损害对方利益时，冲突即进入公开化阶段。表现为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事实存在的一部分甚至是特定阶层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侵害和占有，而另一部分人难以认可既有的政策过程，存在较大的相对被剥夺感和被剥夺感，要求改革分配制度，完善福利保障和救济制度。
阶层固化在中国社会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极易形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完善的制度难以避免强势阶层占有更多的政策资源；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本身就可能造成财富实现的巨大差异。因此需要通过党和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畅通阶层流动渠道，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文章提出如下四方面具体对策：
一是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实现阶层合理分化和趋中性流动。所有制结构调整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动力源。当前需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此改变社会阶层的结构和社会分配方式。分配制度要充分体现公平性，维护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能够鼓励人们合法经营，肯定人们辛勤劳动的价值，避免行政过程对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造成伤害，使社会财富的积累和配给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使阶层流动拥有激励机制，并最终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的制度环境。
二是要建构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避免弱势阶层失去流动能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党需要领导政府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造一个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络，包括失业救济、伤残保护、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保险、贫困扶助等；与此同时，政党需要协调社会力量，在培育社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过程中，让社会承担相应责任，提供社会保障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调整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提倡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工作，降低其固化可能。
三是完善就业结构，推进城乡统筹的有序深化。一方面需要通过法治建设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对弱势群体利益进一步损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调整产业结构，对旧有生产体系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和工人实行技能培训，增强其适应性和竞争力，加速社会阶层流动。
四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协调社会关系。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联系群众，凝聚群众，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基本功能。通过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推动基层社会发育，实现对阶层流动的价值引导和组织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