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也正式签署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先后成功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在台湾问题上，政策风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的国庆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问题发表9条谈话，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年后，邓小平进一步阐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具体构想。
1995年，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此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确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
在推动对话与交流的同时，针对“台独”言行，大陆方面则进行了回击。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访美为借口，在国际上进行“台独”分裂活动。1996年3月，解放军便先后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及海空实弹演习，并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陈水扁在台湾主政后推动“去中国化”，抛出“一边一国”论。2005年，为遏制“台独”，全国人大便以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在西藏，1989年，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意在分裂祖国的暴乱，驻藏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成立戒严指挥所，控制拉萨市外围交通要道，配合武警戒严部队圆满完成戒严任务。
90年的变与不变：坚守底线 又更为包容
中共90年，无论面对大国，还是小国，无论遇到霸权者，还是分裂者，坚守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底线一以贯之。对于触碰“红线”的挑衅者，正如前文所述，中共予以了坚决回击。
从势不两立到化敌为友，从革命到战争，再到和平，中共坚守底线的手段则不断变化，显示出灵活务实。这是适应形势变化使然。
抗战时期，克服民族生存危机是当时中国最紧迫问题，中共为此可以搁置阶级斗争，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联蒋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对世局的研判是“战争与革命”，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就发生在中国周边，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也影响全球，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自然“绷紧神经”、“攥紧拳头”。
改革开放后，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发生重要转变，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因之，中共更多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是适应外部局势的要求，也是为中国争取现代化建设有利环境的需求。
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中共表现得趋于更包容和更有耐性。改革开放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更加不轻言动武，积极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致力缓和并设法解决领土争端。
针对陆地领土争端，中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成功展开边界谈判。对于海上领土争端，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共对台湾问题的方针则从强硬的着眼武力变为柔性的着眼和平发展。国民党2008年在台湾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一改此前的冷淡。
因为有“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因为台湾有从发展两岸关系中获益的需求，大陆方面对台湾走向“台独”分裂的担忧降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推进两岸关系，出台多项惠台政策，两岸两会签署15项协议，人员往来也日趋活跃，台湾从大陆的善意政策中获得实在的利益好处。
大陆对台“和平发展”的新思维，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更是直接点明包容之心。这种包容之心，首先是针对台湾民众的。
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对于部分台湾同胞由于各种原因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对发展两岸关系持有疑虑，我们不仅愿意以最大的包容和耐心加以化解和疏导，而且愿意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增进福祉。”
这样的包容之心，也体现在对台湾政治党派的态度上。胡锦涛说：“我们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停止‘台独’分裂活动，不要再与全民族的共同意愿背道而驰。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场，我们愿意做出正面回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提出，只要是赞成两岸加强交流合作的，不分党派、不分界别，都可以进行平等交流，友善互动。
近年来，一些前民进党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民进党担任现职的人物，纷纷到大陆参访交流，正是此种包容的体现。
坚守底线，又更为包容。在捍卫国家主权与统一的大问题上，中共一直并将继续用自己的摸索寻求恰到好处的平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