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 张国焘变节叛逃时，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林彪作为一代名将、元帅，叛逃时同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为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条根本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领导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纵观我军8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这个发现只是表象，背后的奥秘正是“党指挥枪”。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改革开放环境下，党指挥枪作为一条根本原则，成为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界限。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搞什么“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0年重新修订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党指挥枪，确保了我们这支军队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指挥枪，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军队拥有辉煌的未来。 (张毓育)
追问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锦涛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党军事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我军建设有何意义？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很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不料，毛泽东婉言谢绝：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婉言谢绝，是因为党内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岂止党内，就连斯大林也很疑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从枪口里，还是从枪屁股里出呢？”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和战友们几经挫折，终于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
1977年7月，随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在酝酿之中。
这个酝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实现了许多历史性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入党章。
不同阶段的军事实践面临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随之不断发展。回顾历史，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们党军事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
毛泽东军事思想，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就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成果，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主席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进一步推动了军队建设的全面发展。
历史将永远铭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对我军建设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 (孙 彤)
追问 红军时期，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一度被迫离开军队从事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作一次综合报告。我军为什么坚持民主集中制？
1928年4月，毛泽东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当时，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甚至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争论无果，1929年6月，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
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召开的古田会议规定，党内 “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纵观我军80多年历史，从我军诞生之日起，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队建立党的组织，为党领导军队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南昌起义时，党在起义部队中设立了前敌委员会，军、师设党委和党代表，各团设党的支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规定，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集中于中共中央军事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针对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此后，历次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都对这一根本制度作了强调和完善。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了，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重视发扬民主与维护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相结合，是我军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指示中，第一次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确立起军队内部基本的民主制度。
历史和现实表明，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以作战和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必须成为军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4月，中央军委颁布《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试行)》，把党委议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近几年，我军在重大军事演习中建立了与信息化作战体制相适应的联合作战党委。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能创造辉煌；什么时候破坏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遭遇困难和挫折。(张卿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