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1日电(记者 严格 赵晔娇)今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成立90周年纪念日，后来成为杭州市长的浙江大学地下党员钟伯熙打开封存的记忆，向记者讲述了60多年前的“潜伏”生涯，他认为中共地下党当时成功争取了社会中间力量，为取得最后胜利居功至伟。
两件事让学生对蒋介石态度转变
钟伯熙回忆在抗战胜利时期，学生对蒋介石还是很崇拜欢迎的。当时他还是中学生，曾经到街上欢迎蒋委员长光复，但是蒋领导的政府两件事让大家特别是学生态度开始转变了。
第一件事是接收大员五子登科。
“五子是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那些从重庆来的接收大员吃相难看，最让人反感的是一些汉奸也一下子成了接收大员。而且当时公布100块伪币兑换一块法币，时间就一个礼拜，这跟抢劫沦陷区百姓没什么区别，而达官贵人一下子就肥了。”钟伯熙说。
第二件事是昆明事件，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仆，丧尽人心。并且派兵镇压西南联大学生，当场惨杀了于再等四位同学，震惊中外。
钟伯熙认为，这两件事后，学生普遍开始反感蒋介石，但不等于赞成共产党。为此，共产党开始在学校里广泛争取中间力量。
“这是中共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后来成为杭州市长的地下党员钟伯熙这样分析。
浙江大学：国统区中的一抹“红”
1948年的杭州，国民党的势力远胜于共产党，在一片白色中，浙江大学却是个例外。
钟伯熙说，这是因为浙大有一位开明的校长、一位好的教务长、一位与众不同的训导长。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保护了很多进步学生。当时，国民党要抓人必须要先通知校长，竺可桢就会事先通知学生。在当时的年代，教授会在学校里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团体，因为于子三同学被杀害事件，教授会公开抨击当局迫害学生。蒋介石急召竺可桢到南京训斥，一身傲骨的竺校长随即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座谈会，痛斥当局，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竺校长社会影响力大，蒋介石对他没有办法。浙大学生的进步运动得以延续下去。
钟伯熙说，好的教务长就是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训导长李寿恒先生是一位知名学者，爱护学生、尊重知识。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严仁庚先生、著名体育教授舒鸿、校医主任李天助教授，他们都公开站在学生这一边。我和他们维持了终生的友谊，我永远怀念和感谢这些师友。
但是即使在这一片红色的环境中，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还是不能浮出水面。身为浙大学生的钟伯熙于1948年7月1日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的地下党杭州工委就设在他家里。
共产党争取中间力量最成功
在老地下党员的带领下，钟伯熙以杭州工委的名义给社会贤达写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是在1949年的元旦前夕的半夜，在我家中，我们用能找到的最好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延安广播，但是杂音实在太大。播音员在那头逐字逐句地反复念，我们在这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钟伯熙回忆，我是助手，主事者是杭州工委委员李国富同志，李是上海交大的助教，调杭州工作就住在我家里。后来，李任航天航空工业部深圳技工贸集团董事长，他是广东人，退休后就定居深圳。
为了躲避打击，杭州工委购买了各式各样的信封，用仿宋体写下了100多封贺年卡。贺年卡主要发给在杭州的社会贤达，像竺可桢、苏步青，还有浙江省省长等等，一方面向他们拜年，一方面在贺卡里附上毛泽东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
“我们骑着自行车，到杭州不同的邮筒投递，社会反响很大。”钟伯熙说。
为了团结、服务学生，由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的学生自治会主动向学校申请管理食堂。
“食堂虽小，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管食堂的同学经常会留级。”钟伯熙告诉记者，由于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财富消耗在战场上，国民党政府把绝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内战经费，造成物价飞涨。1937年到1947年7月，物价上涨到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一天的伙食费只够买三根油条，一个星期虽能吃上一回猪肉，但猪肉薄得透光。
“浙大有专门的公办食堂。我们向学校申请管理，就得管好。伙食费紧张，法币在一夜时间又贬值地厉害，我们借了学校的卡车，风风火火赶到校外去抢购大米。”钟伯熙说，管食堂的同学差不多一天时间都要泡在食堂里，一方面怕包饭商贪污，一方面又担心购买的物资是不是都给学生吃了。
管理食堂的风险很大，学生自治会还是主动承担下来，目的只有一个，团结、服务好同学。
“和我们的食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国民党三青团办的食堂，三青团有上面发给的补贴，但是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根本就办不下去。”
钟伯熙认为，在学校里，地下的共产党员不多，浙大才几十个，公开的国民党也不多，中间状态的教师学生最多，共产党在争取中间力量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著名的科学家谷超豪也是中共浙大地下党员，那时他受党组织委托组织了科学协会，主要做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和社会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开社团组织，学生自治会，乌鸦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社，秋海棠画社，中共通过这些公开社团组织团结了一大批中间状态的学生。
在那个年代，香港至大陆有专门的邮路邮寄进步报刊。在浙江大学中传播这些报刊，也是地下党员的工作之一。
钟伯熙说，我们常常可以读到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和转来的解放区报纸《新华日报》。学生自治会图书馆(后来改成于子三图书馆)日夜“客满”。
让钟伯熙印象深刻的是报纸报道的一次选举。
“农村人不识字，村里就让5位候选人排成一排，在他们背后放上一个碗。农村人觉得哪个候选人好，就在他身后的碗里放上一粒黄豆。这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民主，这对党员和普通群众触动都很大。”钟说，选举的场景被著名雕刻家古元雕刻下来，取名就叫《豆选》。
钟伯熙告诉记者：每当报刊杂志寄到，他们就会张贴到布告栏里。“国民党的学生从来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撕，可见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很拥护欢迎共产党的。”
钟伯熙记得在解放前夕风声鹤唳，他旁边的宿舍同学主动要求和他换铺位睡觉，这样万一有危险可以保护他。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自甘冒着危险保护共产党。”83岁的钟伯熙回忆往事还是感动不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