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亲切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时这样说。
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度关切，钱学森一直心怀感激。早在2000年12月11日生日那天，钱学森就这样表达过心声：“今天是我89岁生日。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因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营救指令，从中南海发出
“钱学森是制造火箭导弹的顶尖专家！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这句话如今广为人知。
说话者是美国五角大楼海军部原副部长金贝尔，时间为1950年的夏天。当时，钱学森为了顺利返回新中国，向金贝尔递交了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的报告。但他的战略价值让五角大楼紧张万分，钱学森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
直到1955年6月，机智的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利用监视特务的疏忽，将一封写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陈叔通的求救密信辗转寄回国内。信在第一时间被送进了中南海周总理手中。这年8月，恰逢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中方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美国阻挠中国平民回国，求援信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周恩来总理拿着信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中国代表团启程之前，周恩来召见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总理交给他一封信：“炳南同志，这封信是一个铁证……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为争取外交主动，中国代表团按照周总理事先部署好的对待美国战俘和美国侨民回国的“先放人，后谈判”政策，提前释放了阿诺德等11名被我军俘虏的美国飞行员。
会谈现场，王炳南面对一脸“无辜状”的美国人，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并将原信及翻译件拍在了约翰逊等美国代表面前的谈判桌上：“请大使先生看看，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4月就发布了公告，称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
美国人没想到中国政府掌握了这样有力的证据，约翰逊无言以对，赶紧以要调查核实的理由匆匆结束了会谈。约翰逊请示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又请示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朝鲜战争已经结束，钱学森在中国不会有“用武之地”，就说了一句：“让他回去吧！”
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一放，犹如驱龙入大海，送虎归山林。几年后，钱学森这个名字在东方掀起了一系列巨响，令美国人震惊懊悔。
两弹一星，关怀铸就奇迹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主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到了第一桌，他热情地用湖南话招呼：“学森同志，请坐这里。”中青年科学家钱学森坐在毛主席右边的贵宾席，成为宴会厅最受瞩目的焦点。
钱学森后来知道，是毛主席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毛主席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中。这是他第一次与毛主席对话，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对自己的关怀。
2月4日，钱学森向叶剑英和陈赓汇报了研制发展火箭、导弹事业的初步设想和蓝图。在叶剑英和陈赓的引见下，他第一次单独面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到沙发前坐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形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好吗？”面对亲自组织营救自己回国的开国总理，钱学森用力抑制住内心海潮般翻滚的激动，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2月17日，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便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这标志着中国火箭导弹事业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在随后的岁月里，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白手起家，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勇攀科技高峰，“两弹一星”的奇迹不断上演……1999年，钱学森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说起往昔峥嵘岁月，钱学森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无限感激。他生前曾透露，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听“两弹”研制情况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
三次激动，两次与党相连
1991年10月16日，一次规格极高的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杨尚昆等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仪式。200人参加颁奖仪式，获奖人只有一位——钱学森，他获得的是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这个隆重的史无前例的颁奖仪式上，钱学森的获奖感言却让大家大吃一惊。他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会场鸦雀无声，面对如此高的荣誉，谁会不激动呢？
他说：“我第一次激动是1955年，我终于被允许回国了，当我带着妻子蒋英和孩子去向我的恩师冯·卡门辞行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希望恩师给予指点和教诲。他翻了翻书很感慨地对我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我一听他说这话，激动极了。能在学术上超过这样一个世界著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口气，证明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笨，我真是太意想不到了，太激动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1959年11月12日，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这是第二次激动！
今年，我看到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我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钱学森的肺腑之言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深思和满堂掌声。在他心中，国家、人民最重，名利、荣誉最轻。他的三次激动，两次与党相连，深刻表现了这位人民科学家的崇高思想境界以及他与党的不解情缘。 (-刘 莹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编辑，《钱学森故事》一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