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时隔百年，今日武汉，借助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为契机，一项项重大的城市建设投资，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几个月前，在位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前方的辛亥革命纪念碑施工现场，经常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时而拿笔勾画草图；时而和施工方负责人交谈；又时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工地收工被劝走为止。“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像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很欣慰。”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者、XD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东昕说。
2009年，对徐东昕来说，是命运发生转变的一年。
之前，尽管他已是一名从事了多年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SOHO中国有限公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欧洲知名建筑事务所；国内具备开创精神的建筑事务所；但他仍感觉没找到挥洒自己青春和才华的舞台。
2008年12月25日，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最后一个高薪的职位，开始创业，一位日本同事对他说：“恭喜你，选择这一天获得重生。”
“其实当时创业并没想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对中国地产行业的影响。”但徐东昕选择了创业之路，正如他所说的一句话：燃烧自己，透支生命，轰轰烈烈地活。
2009年2月10日，两个多月没有联系到一个项目的的徐东昕在网上很偶然地发现由武汉市政府、武汉市规划局、武汉地产集团为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组织的辛亥革命纪念碑的国际设计竞赛。于是，徐东昕像一个无声无息地潜伏在草丛中很久的猎手，终于等来了猎物的出现，经过近一年的比拼，多轮评选，在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33个方案中，最终力拔头筹，成为最后中标的实施方案。这个设计将作为武汉迈入一线城市的标志，成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
一场意外的胜利，使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设计团队在国内建筑设计圈内一战成名，现在无论是谁，在介绍这位年轻而有叛逆精神的中国新锐建筑师的时候，都会说“这位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碑的设计师”。
一座纪念碑，
更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中华儿女》：辛亥革命纪念碑将作为武汉地区的新地标，请谈谈您当时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徐东昕：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和建筑艺术，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30年，而英国是130年。中国变化之快，就像经常在记录片里看到的影像：在一座静态的高大地标建筑前，它周围城市的一切都是动态着飞速流动变化，而一两百年间，这座简单而经典的地标都会矗立在那些变幻里。一个简单的东西永远不会在变化流转间显得突兀，所以以建筑语言而言，越简单越好。当初设计时没有局限于传统，没有按常规的做法去做一些浮雕或雕刻文字之类的东西，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与历史有关的作品，就一定不用传统的方式表达，一定不拿政治的手法去做设计，而是拿纯粹的建筑语言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讲得漂亮，这是方案能中标的最重要原因。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我对这些有伟大创新思想的前辈们的祭奠。
辛亥革命纪念碑的碑体采用简洁的四棱柱形状，上面有个斜切面，侧面看像一把刀。碑身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镂空的艺术手法，自下而上、从小到大开凿出不规则的三角形镂空孔洞，并使用红色LED照明，象征着辛亥革命的火花有如星星之火。在纪念碑顶端将安装高功率惰性气体集束灯，把一束光打至天空中数千米的高度，在几十公里外都可清晰看到，以此来象征革命之火的生命力。
《中华儿女》：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地，在拥有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红楼广场、起义门、辛亥首义烈士祠、孙中山辛亥铜像、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黎元洪墓等大批辛亥革命历史遗迹，但还要再建一座纪念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雄伟纪念碑，由此可见它在武汉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您是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武汉这座城市的？
徐东昕：辛亥革命纪念碑项目从2009年初国际招标，我们就开始做功课，读历史、学习政治等。湖北武汉是中华民主革命的诞生地，清朝末年，张之洞在那里开展洋务运动，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诞生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去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工程和交通，所以我觉得武汉是一个拥有良好创新意识群众基础的城市，因为有这个基础，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度高。所以辛亥革命第一枪能在武汉打响，这和这片土地有着能接受新思想萌芽的土壤有关，新思想被民众接受，并慢慢在民众中普及，才酝酿出这场革命。
《中华儿女》：在这个创作期间，有哪些让您最难忘的人和事？
徐东昕：这个过程很艰辛，当时我就带了几个很年轻的设计师，当周围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时，都劝我不要做，他们断定这是没结果或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想干什么事必须干，不干好不行的性格。湖北又是我的老家，当时我就想，对一个创业之初的设计师而言，即使是失败了，也没什么遗憾的，竭尽全力做这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了，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推掉了四五个商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