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停歇的交流与发展
尽管雪域高原相对封闭，但其内部的发展及与外部的交流从未停歇。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蕴，现今的西藏文明正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生发出来的。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所见证的诸多历史变迁，正为这交流与发展做了鲜明的注脚。
如今，从拉萨出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便可抵达阿里地区。入住的宾馆，名为象雄大酒店。本刊记者向宾馆的藏族服务员询问象雄的来历，这个几次在餐厅里工作着就唱起歌来的小姑娘笑眯眯地说：“那是阿里的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今日的阿里地区，是古象雄的故地。据史料记载，今阿里地区札达县、普兰县即为象雄国中心辖区。藏族远古时期的主体文化——苯教，其发祥地便是象雄。
苯教相传约于公元前5世纪由古象雄王子辛饶米沃奇创建，是植根于雪域高原原始时期的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它起源于原始初民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变化和存在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对于天灾、瘟疫、风雨、雷电等等现象不可理解，于是对自然万物产生了敬畏和崇拜心理，逐渐演化成为宗教。
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教曾与佛教有过激烈的冲突。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主持进行佛教与苯教的辩论之后，宣布苯教落败，佛教遂成为吐蕃的官方宗教。
尽管佛教获得了优势地位，但此后苯、佛之争并未停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获得政权后，灭佛兴苯，史称“朗达玛灭佛”。但不久朗达玛即被佛教僧人刺杀，吐蕃从此陷入分裂。藏传佛教所称的“前弘期”——从松赞干布时佛教传入吐蕃至朗达玛灭佛，至此结束。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佛教的再兴竟然也要从阿里起步。阿里这块土地，既孕育了苯教，又给了藏传佛教薪火相传的又一次机会。
出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沿曲折迂回的象泉河西行，十余公里车程后，古格王朝遗址便出现在一座300多米高的黄土坡上。整座城堡据险而建，洞穴、佛塔、碉楼、庙宇、王宫有序布局，自下而上，依山迭砌，直逼长空，气势恢弘壮观。公元10世纪前后，朗达玛的子孙在吐蕃崩溃后逃往阿里，正是在这里建立了古格王朝。
古格王朝遗址的年轻讲解员告诉记者，古格王朝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公元10世纪开始，由于僧人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古格王朝的积极传教活动，佛教再次在藏地兴起，藏传佛教寺庙恢复，僧人猛增，香火兴旺，进入了“后弘期”，并日渐成为大部分民众的信仰。
苯佛之争这段公案延续千年，时至今日，苯教为了适应佛教在西藏的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或变相地吸收了佛教的许多内容和形式。同样，佛教为了实现“本土化”，也从苯教那里吸收、借鉴了不少祭祀仪轨等内容。这样，苯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苯教、藏传佛教的千余年来的碰撞、融合，也正是西藏文明延续发展的一个缩影。没有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化石”僵硬不变地生存。非要如此，其结果只能是被慢慢抽取生机和活力，窒息而死。
西藏文明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停歇的内部发展与外部交流，在于适应发展、变革，还在于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步共进。
进行中的“巨变”
“巨变”是许多藏族群众包括游客向本刊记者描述西藏和平解放至今60年内说得最多的词。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9年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如实描述了这些事实：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
旧西藏不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95%以上的人名副其实地命如草芥，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惧中，这样的地方难以被称为“人间仙境”。
“一个铁匠，在旧西藏就是‘贱民’，家人世世代代抬不起头来”日喀则拉孜县拉孜村村民、手工藏刀制作者普达瓦说。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
而现在，54岁的普达瓦是拉孜村藏刀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制作藏刀给普达瓦一家每年带来了四五万元的纯收入，既受到了国家的政策支持，也成为了村里很受尊重的职业。
在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的糌粑厂里，49岁的罗布丹增正忙着指挥工人建造厂区办公楼。他皮肤黝黑，脸颊上有着明显的高原红，穿着一身黑色西裤和灰色夹克，挂在腰间的皮卡车钥匙和家里大门、厂房钥匙在走路时碎碎作响。
参观厂房后，罗布丹增将记者带到自家的藏式新房前，两层高、800平方米的新房气派大方，50平方米的大客厅宽敞明亮，装饰着精美的藏式图案，电视、冰箱等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阳光从窗子洒进来，他的妻子宗吉在客厅一角缓缓纺线。
在舒适的藏床上喝着甜茶，罗布丹增说，“在旧西藏，只有噶厦政府的贵族们才能用‘四梁八柱’，现在我这个农奴的儿子也住上这么气派的房子了。”
有专家认为，西藏诞生更多富翁是必然现象。因为旧西藏是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财富自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民主改革之后，人身获得解放，财富观念也逐渐在藏族百姓中间形成，这使得创造财富成为可能。
“在旧西藏，财富主要集中在极少数贵族、寺庙手中。昔日农奴们的翻身、发展、致富得益于国家对西藏人民的优厚政策。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改革开放、扶助农商，没有这些就没有西藏农牧民的今天。”在采访中，身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的群培次仁一直强调政策对他的帮助。
针对西藏起点低、条件差的特殊情况，60年来中央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西藏大力扶持和特殊照顾。“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给我们农牧民提供了创造财富的好机会，现在是西藏历史上最好的惠民发展时期。”群培次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