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成立。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是非常弱小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弱小的政党却后来居上，超越了当时中国所有其他一切政党，成为日后改变中国历史命运、开启中国光明未来、引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90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从弱小变强大，完成了“第一件大事”，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找到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完成“第一件大事”，首先归功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辛亥革命10年之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政权很快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活动失败后，国家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局面。当时的中国，旧的统一破坏了、新的统一却未建立，旧的秩序破坏了、新的秩序却未形成，土地问题、吏治问题等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加上连年灾荒、疾病流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实的苦难迫使中国人民不断去思考，寻求解救的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能够建立就在于其为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理智而富有感情的答案”。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是“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解决方法而向西方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对自己国家的处境有着深刻责任感的人”。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现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自从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从此，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重心的时代。
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革命纲领唤起民众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得到拥护和支持的基础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之一。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有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理论，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以此唤起民众投身革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在中国具有吸引力？这与苏俄十月革命及列宁的理论有关：“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然是一条大新闻。列宁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声明很受钦佩。俄国人接着就将以前沙俄占领的租界交还给中国，这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欢迎……这些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比马克思主义还大”；“将中国的一切灾难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并成为引导年轻人投身革命的“钥匙”。
事实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从军事到政治、外交、经济、关税、宗教等，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切肤之痛，看得见、说得出。而政府软弱无能，对外妥协退让、卖国求荣的事实，广大人民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卖国政府，“很能鼓励人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6年之后，日本一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号召民众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千千万万青年学生和大批民众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身先士卒、流血牺牲。正是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革命纲领，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重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它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近代中国国情而言，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解决好农民的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主体，历史上王朝的兴废存亡都与农民有关。即使到了近代，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成功，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不重视农民问题，就算获得了政权仍有可能失去。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未能发动农民、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是国家赋税的来源，然而吏治的腐败、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生产技术的落后等使农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都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幻想建立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的利益，适时地提出关注农民尤其是土地问题的主张，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努力实行“耕者有其田”，从中我们均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关心农民问题、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这种关注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制订的相应政策，使千千万万中国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苦大众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1949年，蒋介石在从大陆前往台湾的途中曾对蒋经国讲过国民党对农民关心、支持不够之类的话，多多少少触及到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不过，国民党统治失去民心、失去农民的支持，归根结底是由其政权性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同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政党，同根植于中国的土地。共同的民族担当，曾使双方两度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1924—1927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人数既少又缺乏斗争经验。孙中山为了推进革命，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后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动争取中国共产党参加他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实行反共政策并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流血而告终。面对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转入地下斗争，并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策略，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起初表现为失败的退却，然而这种退却后来证明其包含了国情对革命的制约，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农村有着天然的兵源，地域辽阔，是敌人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在经济上、政治上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中国共产党及时地、牢牢地抓住农民的土地问题、生活问题，从而赢得了农民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得出的结论。用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中国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这一点。这种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使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的“剿灭”中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1937—1945年。1935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战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这种战略调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把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捐弃前嫌，以民族救亡的大业为重，力主和平解决，直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接受改编，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当抗战结束、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打败国民党军队，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获得革命斗争胜利这一点，连吴国桢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凭借着自己成功的策略，造就的实实在在的军力、财力和人力赢得领导地位的。(谢俊美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