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与西藏阿里60年：那时患高原病难以抢救

　　中新网乌鲁木齐7月22日电(记者李德华)“在阿里有三大杀手：缺氧、车祸和寂寞。我们当时对高原反应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很多人都有高原反应，多数人在半路上就感觉到高山缺氧，头疼、恶心。但我没有。而且我还能吃、能睡”。对于自已的身体状况，当年新疆的援藏干部，现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杨松始终引以自豪。

　　杨松在湖北武汉告诉记者：“那时内地进藏的同志得了高原重病，特别是冬天，那是很难抢救的，开追悼会都开得没有眼泪了。我的一个司机，非常好的一个司机，部队转业下来，还是我精选的，那天他告诉我这两天不舒服，觉得好像是咳嗽，有点肺水肿前兆的感觉，他送我到会议室开会，自己开着车到了医院， 过了也就两个小时，我的会还未散，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死在医院了。我很快赶到医院，医生告诉我，诊断是急性肺水肿。所以说那时再开追悼会我们都没有眼泪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一辆客车是四五月份从喀什出发，单车走在离界山达坂二百多公里的铁隆滩，就是往昆仑山海拔最高的神仙湾边防哨卡去的地方。那里是新藏线上高原反应最重的一段，也是最要命的地方，那里平均海拔在5000公尺以上。那车恰恰坏在了那里，车上有12个人死了”。

　　让杨松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条件好了，那时对高原病的治疗没有多少有效方法，尤其像阿里这样的地方，特别在县上，根本就没有储备氧气。当时氧气都从新疆运上去的，一般到了十二月、来年一月份氧气就用完了，而当时治疗高原病最好的办法就是输氧，当你没有这氧气时，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时阿里军分区医院储备的氧气是最多的，但到那时也没有氧气，因此，部队一直把攻克高原病作为一项重大研究课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好的办法就是进高压氧舱，这才解决了问题。后来修青藏铁路的时候，没有一例因高原病死亡的，也就是说医治高原病得到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