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浸背后
设施落后“慢作为”是主因
问责之余人们不禁追问：武汉今年为何会遭遇如此严重内涝？
武汉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项久华介绍，武汉的排水管网设计是按照“一年一遇”，局部低洼的立交桥是2~5年一遇的标准。但6月的5场暴雨显然超出了武汉排水系统承受能力，老城区的排水管网更是难以招架，甚至民国时期的陶瓷管道都仍在使用。
除了排水管网落后，泵站排水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目前武汉市属泵站的排渍能力为319立方米/秒，远低于规划的715立方米/秒的排渍能力。城区大面积内涝的背后，其实是排涝“龙头”——泵站马力不足。
谈及设施落后，武汉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张文春表示，其中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似乎说不过去，武汉似乎并“不差钱”。今年上半年武汉GDP达到3221.57亿元，首次迈入全国前十。今年2月，武汉市“十二五”规划草案明确提出，武汉将被着力打造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不过，半个月内的5场暴雨就对武汉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
严重水浸仅仅是老天爷不给面子？记者在武汉调查了解到，水务部门的“慢作为”导致“沉疴”未除，也是水渍的重要原因。
武汉因水而兴，但水患也如影随形。东湖片区是今年武汉内涝“重灾区”。居住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旁的罗爱华告诉记者，东湖片区排水不畅是个老问题。之前因武钢在东湖提水生产，该片区明渠疏通由武钢负责，3年前武钢便停止取水作业，东湖至武钢之间数公里的排水通道从此便无人管理。去年汛期也曾出现严重水浸，积水最深处达1米深。只要下暴雨，这一片区的交通几乎瘫痪。附近居民曾向区水务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排水渠疏浚需要300万元资金，难以落实。
而武汉市纪委的通报与罗女士所说基本一致。通报指出，东湖排水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东湖港至武钢排水通道，一是罗家港排水通道。对于东湖至武钢的排水通道的排水功能基本丧失的情况，有关职能部门在3年时间里没有拿出应对预案，更没有采取相关措施。调查中，查阅水务部门的记录，还发现另一排水通道罗家港明渠5年内没有任何有计划的清淤。
调查结果认定，有关部门在此次渍水处理中存在典型的“慢作为”。6月9日首场暴雨后，事隔8日后，武汉市水务局才研究东湖排水问题。6月18日，东湖水位再度攀升，在明知罗家港明渠排水不畅的情况下，市水务局才协调武钢抽排东湖水，但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导致周边地区严重水浸。
领导“撑腰”
治庸就要动真格
连日来被国内众多媒体轮番“轰炸”，被问责的水务局局长姜铁兵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失职、有愧，“问责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巨大压力下，水务部门的整改措施可谓雷厉风行。
就在被问责当晚，该局连夜召开会议，制定整改举措：成立4个防汛排渍应急现场指挥部，并针对全市88个易渍水点逐一制订应急预案和整改方案。姜铁兵说，此举意在打破建制，使指挥前移，成立汉口片、武昌片、汉阳片、远城区4个防汛排渍应急现场指挥部，由局长总协调，会同各区防办在区水务局现场办公，一线督办。
据武汉市水务局介绍，今年武汉拟用于排水设施的整体投资约13亿元。包括开建二七横路二期排水工程、武昌中新路排水工程、武汉火车站地区排水工程等区域道路排水配套工程等，并完成青山港综合整治工程、九峰渠连通工程、东湖天鹅湖雨污水排放治理工程、水果湖初期雨水截流工程、外沙湖生态修复工程，罗家路泵站二期、三角路泵站扩建等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在完成上述项目后，武汉渍水压力将缓解。整个“十二五”期间，武汉拟投资约120亿元用于改善城市排水系统。
武汉这次大规模“治庸”，与武汉市主要领导“撑腰”是分不开的。
据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办公室(简称市治庸办)介绍，在一项调研中发现，有34%的群众认为“干部办事拖拉”和“工作不落实”，是当前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37.3%的人认为，干部队伍作风最需要解决的是“不作为、该管的不管”问题。
“我们要敢抓敢管、尽职尽责，不能当老好人，不能怕得罪人、怕丢乌纱帽。如果你是出了名的‘老好人’，那么你肯定不称职。”阮成发说。
车延高也表示，一些干部认为不拿不贪，没有大的错，慢作为、不作为属于小问题。“从典型事例中可以看到，大多是因为失职失责逐步造成，罪魁祸首是责任心的缺失。掀起‘治庸风暴’，就是要大鬼为小鬼买单，作为单位‘一把手’，管辖范围内出现问题，首先要自我问责，向社会、向百姓作出交代。”车延高说。
效果待检
问责官员是否一阵风？
湖北省社科院政法研究所所长凌新表示，武汉市这次治庸问责行动的最大特点是不耍花枪，不搞虚把式，而是动真格，拿官员“乌纱帽”开刀。相比以往问责只是隔靴搔痒，以“某某”遮丑、做表面文章的做法，这次“治庸风暴”可以说是“拳拳到肉”。“以前的问责说白了就是走过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一些清闲官、混日子的官也能稳坐钓鱼台。”凌新表示，此次风暴无疑是对庸官的当头一棒：干不好你就下岗。
凌新分析，治庸风暴能否达到预定效果，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治庸行动会不会是运动式的“一阵风”？过了这阵风一切又照旧。第二，“治庸风暴”还缺乏必要的量化标准，将来需要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认定为不作为、慢作为，必须有明确界定，并向群众公开。”
问责风暴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凌新认为，让官员接受监督、有危机感，本来就是官员履职的题中之意。现在官员不作为被问责了，大家觉得“不习惯”，恰恰说明之前对官员问责做得不够。
凌新认为，以问责治水不力的官员为代表的“治庸风暴”对于提高整个武汉的行政效率都是一场及时雨。今年夏天，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出现严重水浸，而武汉是全国最早因为治水不力而向主管官员“发难”的。武汉的问责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推广价值。“就是要形成让庸官‘坐不住’、‘坐不稳’的氛围。”
这场如火如荼的“治庸风暴”能持续多久？
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顾杰认为，若要长效“治庸”，需要4个方面的制度支撑：第一，要有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官员“不愿庸”；第二，要有开放式、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使官员“不敢庸”；第三，要有依法治庸的问责约束机制，使官员“不能庸”；第四，要有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官员“不想庸”。 文、图/本报记者 肖欢欢(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