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人。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事理论工作。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20余种书。近年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不创新，毋宁死》、《和谐社会散议》等著作以及《邓伟志文集6卷本》
他是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社科专家，74岁高龄的他玩微博，曾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就是邓伟志。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新华社重庆分社主办，新华网重庆频道、华龙网共同承办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嘉宾在线访谈中，邓伟志深入阐释了对促进共同富裕、加强社会管理的理解。
重庆提出“共同富裕”正逢其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界惊羡，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也令国人警醒。回想当年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如何消解“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的担忧？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
求解这一世纪性难题，重庆率先作出承诺，“十二五”期间，全面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庆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庆探索。
重庆应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世纪性难题？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邓伟志看来，近年来“民生”这个词屡屡被政府提及，而“民生”似乎又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般民生是人民的生计、生存、生活，这就是民生。这里面又分了几种类型，一种就是生存性的民生，还有发展性的民生，一般来讲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都是关系到民生的内涵，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叫民生幸福。
邓伟志认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明确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他们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走共同富裕道路。邓小平还说，一定要实际地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解决贫富差距比解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困难。那我们为什么要到更困难的时候来解决？为什么不早解决？这个提醒，在上世纪末之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邓伟志表示，重庆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正逢其时。
化解社会矛盾必须解决贫富悬殊的差距
针对政府在调解国民收入分配的时候如何平衡“多劳多得”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关系？邓伟志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进行了阐释。
“学界的‘隧道效应’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比方说隧道里有两个车道，前面堵了，我们两个都不能开，这个时候在隧道里等待的两个司机会下来交谈。再过一会儿坐在车上的两个乘车人也会出来交谈，交谈得很亲切。过了一会儿外车道通车了，内车道的人心安理得，如果说外车道的人一直开，内车道的人不动，心里就急躁了。自己所在的车道再不通我就要变道了。变道是我的过错，但是你逼的。这就是差距过大必然引起的一种逆反心理，根本就在这里。”
邓伟志认为，现在看到一些案件发生，往往出在穷人身上。因为社会财富没有按照按劳分配为主，“主”变成“次”了。现在“按资分配”的比重太大，有的老板年薪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几千万。职工也才千把块钱，没有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
“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有孙中山、蔡元培都说过一句话，叫做‘劳工神圣’。很明显，我们现在没有劳工神圣。世界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资本家手里占有的财富也是一种劳动。现在把这些劳动放到了次要地位了，不神圣了，他们收入占的比例太低了，就造成了现在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造成了区域歧视。”邓伟志说。
“要维稳，要化解矛盾，就要从源头上抓起。”邓伟志表示，维稳的重点在哪里？还是在分配那里。橄榄型社会结构最和谐、最平稳，即穷人少富人少，中间多，社会矛盾就较小。可是当今社会贫富悬殊太厉害，这一点有很大危险性，而且公平问题不单单是收入分配公平、教育公平、卫生公平。要化解矛盾，根本上只有解决贫富悬殊的差距。
幸福指数与共同富裕紧密相扣
邓伟志认为，幸福指数与共同富裕是紧密相扣的，而不能把幸福指数单纯理解为GDP指数。“幸福指数有主观指标和评判指标。比如问一个老太太：你儿媳妇孝顺不？她一定讲孝顺。然后再问：你儿媳妇给你烧饭吗？她不说了。你儿媳妇给你洗衣服吗？她掉眼泪了。所以不是大家说是幸福的就是幸福。因此我们不要把幸福指数变成GDP指数。GDP是要的，但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要把社会建设地位向上提，要更加重视幸福指数。”
“共富是一种梦想，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就是加强社会建设。”邓伟志说，当前社会组织壮大的最大障碍就是去行政化的权利。
邓伟志认为，当年鼓励先富起来，靠的是改革，解放思想，打破平均主义束缚，闯开市场经济道路。今天促进共同富裕，同样要靠改革、解放思想，拓展社会治理新局。
“重庆的共富路线图，指向更多的是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三个差距，并以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从而实现重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 李幸 实习生 陈煦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