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刻意寻找，在北京市中关村，你很难发现一个名叫“科源社区”的地方。早已生锈的铁门旁，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驳剥落，剩下了“斗”字。不远处，在号称“中国最时尚的电子商城”的鼎好大厦的墙壁上，一块足有5层楼高的LED显示屏幕，正滚动播放着联想最新的笔记本电脑广告。
就像万花丛中的一株小草，“科源社区”完全被淹没在喧嚣的闹市中，特别是其中三栋楼号为中关村13号、14号、15号的灰砖小楼。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名为“特楼”的建筑里，先后住过新中国科学界的数位巨擘。除了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和钱三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童第周外，还有气象学家赵九章、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赵忠尧、中国实验原子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甚至包括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家顾准等人。
“少时与他们为邻，真是一生幸事。”2006年，旅居加拿大的蔡恒胜回国，依旧青灰的砖墙让他的记忆鲜活起来。身为中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蔡邦华的儿子，他和家人从1953年起居住在这里，直到1966年搬离。
回到北美，他决定用笔墨留住这段回忆。两年后，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先驱者柳大纲之子柳怀祖也加入其中。2011年上海书展前夕，这本题为《中关村回忆》的回忆录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结了28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科学家的子女们对其父辈的回忆。
“我们要留一个真实的他们给后人。”柳怀祖说。他表示，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史，即子女眼中的科学家们。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的农田
很少有人知道，赵忠尧、童第周和蔡邦华曾被称为“三只老虎”。这个外号来源于他们都出生于1902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楼做了邻居。
“三只老虎”比邻而居的正是中关村13、14、15号楼，每栋3层，总共48户。住户包括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32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9人。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8位曾经居住在这里。
作为书稿的组织者，柳怀祖是1955年随着父母住进特楼的。当时，在这位高中生的眼里，中关村还是一片种着小麦和白薯等农作物的田地。“保福寺”还是座庙宇，改成小学后，“黑黢黢”的正殿和偏殿都用作教室。
两年后搬进特楼的顾南九是顾准的儿子。他回忆说，刚到中关村感到一片荒凉：“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南边有很多坟地。
相比之下，建造于1951年后的特楼洋气极了。如今已经71岁的柳怀祖提起笔来，几下便勾勒出特楼的平面图：中间的14号楼呈“一”字型，“L”型的13、15号楼如两翼般东西而立；楼前是座圆形的小花园，“外面一圈是冬青，里面种着各种花草”。
“国家那时是尽可能地照顾了。”柳怀祖回忆说，一梯两户的屋子很宽敞，只是房间之间的隔断是用木板和苇子钉上去的，外面抹上泥巴和白灰，“一拳可以打一个洞”。
这位中国科学院原任办公厅主任一边用铅笔画出单元门栋，一边念叨出那些名字：“13号楼，这里是杨承宗，这里是熊庆来，这里是顾准……14号楼，这里是钱学森，这里是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这里是贝时璋，这里是赵忠尧……我们老头是15号楼313，吕叔湘是314，王淦昌和赵九章是311和312……”
“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蔡恒胜说，14楼里贝时璋的夫人是对门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的老师，而住一层的赵忠尧又是钱三强就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
当时，人们也会看到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身影。这位“文革”后首批中科院的研究生，也偶尔来此向前辈们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