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闻：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 曾表示问心无愧
中国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图)
声音导读:
记者昨天从铁道部获悉,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铁道部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调到哪个部门还没定。”对于王勇平是否仍担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一职,该负责人并未透露(8月17日《京华时报》)。
不能不说,也不能胡说
李思辉
尽管铁道部否认王勇平是被“免职”或“停职”,但将之从新闻发言人岗位上“调离”,至少印证了王勇平在温州动车事故中表现的不足。这种不足,曾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也使相关部门一度十分被动。王勇平离开了,但根据王勇平发言演绎出的“高铁体”还在,人们对类似问题的思考还在。
公民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消费者和传播者,都具有信息交互的平等地位。微博、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加剧了信息传播的多元和高速。在这样的传媒语境下,正面或是负面的信息都会及时地传达给公众。公众获知这些信息(特别是负面)的途径,可以粗分为小道消息和官方消息两个路径。小道消息因为发布和传播的自由随意,极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捕风捉影的境地。因而遇到诸如温州动车事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公众的知情权,只能寄托于官方消息。面对社会的关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理应以坦诚、积极、谦逊的姿态对待受众,而不报之以简单粗暴的态度。否则,民众就会因知情欲的无所归依产生不满情绪。
在7月24日晚上召开的事故通报会上,王勇平的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铁道部的普遍质疑。试想,面对自相矛盾的救援说辞和令人生疑的埋车举动,作为发言人的王勇平怎么能以“奇迹”搪塞,以“信不信由你”揶揄呢?这样的态度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慨呢?如果你不清楚,你可以直言不知,但不能叫嚣“反正我信了”。再者,王勇平当日的发言,还保持了他一贯的微笑和随意,这明显与特大事故的基调不符。正如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所言,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中的表现欠妥,语态太强势,语调过于高亢,神态也不合适。正是因为这些不合适的举止和言论,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也最终导致了他的“调岗”。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现在,事故的原因已经查明,高铁速度也降下来了,王勇平也被“调职”了,但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还在,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在,人们对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知情要求还在。因而我们有必要透过王勇平的失误,进行一些反思。特别是对新闻发言人们来说,王勇平绝对是一个前车之鉴。面对公众的疑问,新闻发言人既不能不说,也不能胡说。进一步说,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知情权要保持必要的尊重,而不能因为自己掌握着信息和资源,就以这种资源优越感去对付公众。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讲到的那样,“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就是“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内容。一旦失去了这份尊重之心,受众的逆反心理就可能被激起,信息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民众对相关部门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
发言人制度,快过粗放期
邓海建
王勇平离开了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他是带着“奇迹”、“我反正信了”等“名言”走的。“7·23事故”后的群情激愤,早就为王勇平的“正常职务变动”埋下了必然的伏笔。坦白说,那次发布会后,很多人也曾讽刺过其显失水准的即兴之言,也都期待着铁道部能对相关说法有个更理性的盖棺定论,结果是一个让人无限遐思的“正常的职务变动”。
平心而论,我们不该过多地诘责王勇平。道理很简单,如果本部门不能把对民生的观照放在首位,你就很难期望其在危机公关时扮演好活灵活现的“民众贴心人”的角色。换言之,即便换个发言人,只要指导思想不变,也同样难以提升铁道部与民意沟通的水准。嘴只能承担嘴的责任。恰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所言:“这本身不是他的责任,而是铁道部的责任。面对特重大事故,让一个新闻发言人来面对媒体,面对民众,这本身是对媒体和民众的轻视……王勇平被停职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铁道部本身在姿态、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和缺失,这与以人为本的逻辑尖锐冲突。”
真正需要检讨的不是发言人,而是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仍处在“粗放阶段”:一者,将“发言”误读为信息资源的赐予,不懂得尊重公众知情权应恪守的谦卑,因此才出现一些“怪现象”,譬如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要么照本宣科、以不变应万变,根本不理会公众的关切点；二者,我国舆论成熟与开放的步伐快过了发言人制度,加之某些职能部门本身公信力就不高,结果“发言人”就成了出头的那只“怪鸟”,每次“发布会”也成了“救火会”,但因为其所掌控的信息有限,又缺乏一定的媒体素养和沟通经验,难免动辄得咎、甚至火上浇油。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换言之,“发言人”不仅是一个官位,更是塑造公信的“营销部门”。
王勇平离开了,离开得不清不楚。这对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似乎没有裨益可言:因为这既不能算摆上台面的“究责”,也不能说是相关制度的一次刮骨疗伤。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有舆论认为“2011年将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然而,王勇平先生的黯然离场,似乎寓意繁杂,而政府新闻制度的转身,显然还在面纱背后纠结——唯一让人产生联想的,是最高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再发力”,说什么、怎么说,这是权力部门迫切需要回应好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