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这时候新闻发言人就会有一种恐惧感。本来没有做好，然后还非让发言人把这个事情说好，这几乎不可能。动车事故也可以看出来，公众不是对新闻发言人不满，而是对部门的不满导致对发言人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恐惧感尤为强烈。
京华时报：如果你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你会怎么做？
王旭明：(这场发布会)本来就不应该开，如果退到最后一步，开了，就说最简单的话，表最沉重的态。
京华时报：你觉得这样是否能够避免舆论的批评？
王旭明：不一定，所以我说了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关于发言人制度】
现在对于新闻发言人没有奖惩，所以有些人不愿开口
京华时报：第一批部委新闻发言人近九成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什么原因？
王旭明：在我们现行体制下，新闻发言人还不是职业化
的行为，还是一个职务化的行为，都是兼职的，所以这种现象就很正常。比如我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副司局级，那我总要进步啊。我到了正局级的岗位上，必然要告别那个新闻发言人。我希望新闻发言人走向职业化。
京华时报：有专家指出“黄埔一期”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官员在内部都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但是近年有下降的趋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旭明：我们现在对新闻发言人只重视培训，这不够，还应该注重选拔。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工作不是每一个人经过培养都能合格胜任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
京华时报：比如哪些人不适合当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真的接触过一些新闻发言人，发现他们的问题不是新闻发言人培训能解决得了的，是小学语文没学好。只会打官腔，张嘴就是“我们单位在党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京华时报：采访中遇到有的部门把新闻发言人的制度作为面对记者的挡箭牌或者说推诿之术，您怎么看？
王旭明：如果没为公开透明服务，反而成为一个绊脚石、拦路虎、一个说辞，这个新闻发言人与其有，还不如没有。
京华时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七八年了，你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旭明：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建设偏于宏观。对于新闻发言人的选拔、资质、奖惩没有明确规定。做得不好的要惩罚。比如有的新闻发言人，5年没发言或者很少发言，这样的人就不能提拔。
京华时报：王勇平调离后，有专家期待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出现拐点，你认为这样的拐点指的是什么？
王旭明：最主要的突出问题是要两手抓，一手是敢于说话，继续抓勇气，一手是善于说话，抓智慧。
京华时报：具体怎么抓？王旭明：必须抓制度建设。现在对于新闻发言人没有奖惩，所以有些人不愿开口，没动力提高新闻发言质量。
【关于仕途】
以后我的墓志铭会写：这里长眠着一个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人
京华时报：你已经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为什么还会就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
王旭明：以后我的墓志铭会写：这里长眠着一个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第一代新闻发言人大多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现在我所做的也是一种发言。
京华时报：你依然留恋新闻发言人时光？
王旭明：我对这段过去太留恋、太爱，爱到不能割舍。但经历很多之后，有一种对人生透彻的悟，看得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得罪了一些领导，可能失去了某个岗位，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这些和我们人生的那些感受相比，有那么重要吗？
京华时报：有人说你现在的行政级别虽然比原来高了，但是寂寞了许多，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王旭明：我愿意尝试多样人生。这里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谈公共利益、理想，现在搞企业要谈钱、谈利润——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正如你说，这里非常僻静，“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境界。赶上阴天，老槐树就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一点悲凉，一点凄凉。到了我这个年龄，失落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逐渐淡化了。
京华时报：如果让你再回去当新闻发言人，你会怎么选择？
王旭明：我喜欢挑战。教育部的不愿意了，国防部、铁道部、卫生部、药监局的新闻发言人愿意尝试，这才是挑战。(笑)
>>对话人物
王旭明北京人，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做记者，1998年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作为个性鲜明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任时曾饱受争议，“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流传甚广。
本报记者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