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山之石
香港红会 每笔资金都受监督
香港红十字会在香港市民中熟悉度及支持度较高。对于具体运作，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给予了介绍。
不同捐款分开记账 某些捐款人捐钱时，已明确知道用途，或指定用途。对于捐款，红十字会内部都有不同账户，根据专门用途分开记账。年底时，会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只要审计师有需要，均有权对任何一笔流动资金的流向进行质询、跟踪、查核和监督。
个人捐款可查 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香港红十字会都会有详细交代，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而无论数额大小的捐赠者，均可参加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市民可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
管理费不多于5% 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
无任何商业经营 香港红十字会是完全民间的机构，它的资金分别来自港府拨款以及商界、基金会、学校和公众的捐款，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商业经营作为收入来源。据深圳特区报
“慈善机构须实行行业化监管”
对话 对话人物：郑远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
近几个月接连被曝光的“美美门”，演变为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等几大慈善机构的信誉危机。
8月23日，民政部公布最新起草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并征集意见。这或许是民政部着手整顿中国公益慈善业的一个“信号”。
新京报：公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并公开征求意见，能否看作是针对近期一系列慈善危机事件，民政部一个总体的官方回应？
郑远长：该指引不是专门针对上述事件的回应，这项工作从去年就开始研究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目的在于探索建立一个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的行业标准，或说是规范、指南。近期一系列慈善事件，一定程度上推动、加快了慈善行业规范的出台。
新京报：一系列慈善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质疑的原因，是否与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募捐信息公开少、透明度低有关？
郑远长：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慈善领域任何事件的出现，更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切，这是慈善事业的特殊属性，也是慈善事业得以发展的强大社会基础。
二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步，发展迅速，但配套法规政策、相关制度和公众程序还不完善，在目前社会管理步入现代化、精细化要求的时期，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规范性和政府部门管理的制度性，显得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这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是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只有少数人员经过专门培训和对国内外的慈善做法有较深入了解，多数从业人员基于职业发展或个人兴趣投身慈善，还有部分有爱心和社会威望的老同志退休后参与慈善事业，显然不能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
公益慈善组织对募捐信息公开透明不够的问题是个重要因素，但还是技术上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慈善事业需要加快转型和提升。
新京报：2009年起草的《社会募捐条例》以及《慈善法》，目前有何进展？
郑远长：坦率地说，目前进展不理想，没有达到社会公众和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要求。
我认为，对于慈善事业这个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新事业而言，许多相关人员因一些观念性问题、专业知识的不同，在相关部门之间，对一些关键问题还没达成共识，如公益慈善组织的界定、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慈善的监管机制等。同时，我们已委托清华大学的相关课题组进行研究论证《社会募捐条例》。下一步，我们希望更加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法工委等部门，对《慈善法》等立法公众做相应研究、论证和起草。
近期一系列慈善事件对我们这些参与慈善立法工作的人，也有很大启发。就是慈善机构必须实行行业化监管。慈善法规须首先明确什么才算是公益慈善组织。之后，须制定一个特殊的、异常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行业规则。
问题1
如何看公益机构被质疑？
徐永光：现在慈善机构面对很多质疑，公众有一种误解，好像慈善机构不值得信任，那干脆就不要慈善组织，直接就个人对个人进行救助，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事件，能推动慈善体制改革，目标是去行政化，要慈善回归民间，一定要避免去组织化。
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慈善体制存在着很严重的官办色彩，官民不分的体制导致透明度不高，政府对机构的监管比较软弱，现在出现的问题要考虑对这样的一种慈善体制进行改革，这种呼声已经出来了，目标就是去行政化。
黄震：从“郭美美事件”到“卢美美事件”，公益慈善机构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有一种在“火上烤”的感觉。首先，中国一些公益慈善机构中的确存在管理不规范、信息不公开等现象；其次要看到信息化潮流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于知情权的需求和感受力；再次，质疑正在推动公益慈善机构的改善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