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3年前的第一单生意是3000元,3年来他们一共做了1200万元生意,累计投入800多万元,在湖南沅江、湖北黄冈、江西萍乡、贵州黔东南等地开设办事处,但他们3年的营业收入只有36万元,净收入是负数,他们的老板3年前年收入数十万元,现在却要借债给员工发工资——这是尹飞和朋友于2009年创办的“贷帮”,国内首个公益性P2P(点对点、人对人)微额贷款网络平台的运营状况,这个平台旨在撮合人们将手头的闲钱贷给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希望在中国复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孟加拉乡村银行。(8月25日《潇湘晨报》)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用这句话来形容尹飞的“贷帮”再合适不过,仅仅历经3年,“贷帮”就几乎成了“丐帮”。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服务,被称为“穷人银行”。但是,“穷人银行”是指为低收入者服务,而不是指银行自身很穷,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办不好“穷人银行”的,尹飞的“贷帮”证明了这一点。
区区几千元贷款就有可能让一个农户打开希望之门、走上致富之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企盼微额贷款的阳光雨露,新农村建设急需“穷人银行”助一臂之力。据调查测算,中国农村有贷款需求的农户高达1.2亿户,但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低下,农民普遍贷不到款。1993年,茅于轼、汤敏在山西临县的一个乡村设立“互助基金会”,向有需求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2006年,张化桥、唐宁等投资界名人投身微额信贷……但是,这些零敲碎打的民间行动没成大气候,经过多年发展,全国微额信贷机构的总余额不足10亿元,相对于广大农村的信贷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
其实,中国没有实力强大的私有“穷人银行”可以理解,但中国本该有实力强大的国有“穷人银行”——我们有农业银行,从名称上看,它应该扎根于农村,倾力为“三农”服务。只可惜,除了名称上的区别,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近乎同质化,一齐将眼光瞄上城里的大客户和那些赚钱的行业,营业网点纷纷从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撤离;我们有农村信用社,本该承载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却也纷纷搭上“进城”的班车,在农村的放贷额度越来越有限,一年的放贷指标往往一月份就用完,加上贷款要求当年收回,难以满足农户的需求。
农民的微贷需求成了被瞧不起的业务。国有银行不应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至少不能个个如此,总该有一两家国有银行承担起社会责任,履行扶贫助弱的政策性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也好,国有企业也罢,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弥补市场功能之不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农村微额信贷显然属于此列。
我们应该有实力强大的“穷人银行”,而且是国有的“穷人银行”,这需要相关部门拿出服务“三农”的诚意和对策,改革国有银行考核制度,让一些国有银行必须下乡并且愿意下乡,成为帮助农民走上致富路的“穷人银行”。(浦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