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面临困境 官员病致不愿说不敢说

　　最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调离的消息被广泛关注，并引发公众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持续反思，新闻发言人的职业风险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据介绍，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办公厅原主任窦玉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原主任胡晓义、国土部办公厅原主任王世元、工信部办公厅原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原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分析指出，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表现失当就“下岗”，不发言或少发言者却有机会擢升，“爱说”容易招惹是非，这也许是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发言人本身面临的一种困境。

　　“没有不犯错的发言人”，聚光灯下，不合适的话语或者瑕疵总是通过媒体的传播被无限放大。一个受关注度较高的新闻发言人，很难做到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此次“7·23甬温线特大事故”后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只有新闻发言人一人出席，一连串明显失当的表现使原本老练的王勇平顿时成为众矢之的。有媒体称其为“顶雷的”，这话一点不假，新闻发言人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往往成为冲在前面的第一人，成为来自社会所有负面情绪的发泄出口。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没有职业化，而是一种职务化的行为，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在机关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这是一种官员病，只有下级服从上级是安全的，于是导致很多人“不愿说、不敢说”。“说”成为一种考验，说的过程中处处是“陷阱”，说错了永世不得翻身。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经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我宁愿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卸任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不愿看作是一种惩罚。若说惩罚，有的新闻发言人该讲而不讲该不该罚？不能让不讲话或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永远占便宜得利益，那是社会的倒退。

　　发言人擢升与所承担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是否出色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没有考核，而单纯以“是否说错话”决定升降，发言人承受压力恐怕只能用“噤声”来化解了，规避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说”。

　　王勇平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后，一些媒体记者回忆说，平日里，王勇平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一些发布会之后，仍然认真回答媒体问题，直到最后一个，而不是赶紧逃避。他们担忧，后来的新闻发言人能否继承王勇平曾经拥有的“传统习惯”。本报记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