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到工厂里打了一个月的工，但是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干过活，没有什么技能，也就不想再去打工了。
随后的日子里，他还是过着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最终空虚和彷徨击垮了他的意志，他再次吸起毒来。
宋平也告诉记者，在本地很难找得到一份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白粉仔”，没人敢要他，而在外面，因为身份证里有他的吸毒信息，有些厂家一查也就不要他了。
解决受人歧视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还能在大多数时候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他们在网吧上网或者住宾馆时，随时都有可能被突然赶来的警察询问一番。
宋平两次吸毒的间隙有整整十年，这十年他离开了老家，远赴东莞打工，所以也就没有再沾染毒品。去年回来仅几个月，因为整日无所事事，他又再次开始吸毒。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对于他们这些农村吸毒者，几乎没有任何的政府部门关心过他们，他们往往被当作“毒瘤”，是被严厉打击的对象，更别提什么帮助了。
高州市镇江镇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把吸毒人员从自己的辖区内赶出去是我们的惯例，谁都不愿意摊上他们。”
赖俊就是因为这样才不愿意回家，当地的警察都认识他，回去就会被赶出来。宋平在东莞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警察来查身份证，查完就直接告诉他：不要再出现在那里了。
在强压的生活下，很多吸毒者躲不过如宿命般的轮回，一次次从戒毒所出来，再一次次进去。
看不到未来
在他们看来，反正再怎么改变也不被社会接受，再怎么努力也洗不去身上的污点，那干脆就一路做到底
“一年半以前，我进戒毒所的时候，猪肉是10块钱一斤，等我前一段出来，猪肉已经20块钱一斤了，而我一无所有，你说怎么活？”
宋平向记者透露，一年多的戒毒生活让他身无分文，还向朋友借了4500块钱交给高州市戒毒所才得以提前出来。
在经历了多年吸毒和戒毒的折腾后，曾经年轻气盛的他们也开始变老。对于未来，很多人都不敢奢望，有些人自暴自弃，有的人过一天算一天。偶尔能有一个下定决心要干一番事出来，但没人知道他能撑多久。
去年春节时被放出来的张志强已经半年没吸毒了，他说他最近两年一直都在反思，觉得自己过去对自己的要求太低，太过放纵，随心所欲，还是应该遵守共同的法则。
虽然他的反思很深刻，但对于未来，最起码在行动上，他似乎没有太积极的表现。现在孤身一人的他住在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靠父母生前的一些积蓄，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做起了“摩的”生意，但他并不是那么积极，全靠熟人关系，有人打电话叫他去他就去，没人打电话也就算了，并不上街拉客。
刚从戒毒所出来几天的李元升要幸运得多，虽然离了婚，但是妻子没有抛弃他，让他到自己开的牛杂摊上帮忙，还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安置。
他自是很珍惜这样的生活，希望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干下去，等再过两年攒够钱，给儿子修一栋房子，让儿子有底气去找个媳妇回来。
在这个圈子里，宋平算是最有文化的了，虽然他也只是初中毕业。
他告诉记者，在戒毒所里，他们每天都做工，但都是做一些琐碎的加工工作。他说：“我们这群人基本都进过戒毒所，如果是在戒毒所里有供我们选择的技能培训，我们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生存技能，那对于我们走出轮回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他也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少一点麻烦，希望自己吸毒的经历能得到保密，不要在找工作的时候被工厂轻易知道，希望自己上网和住宾馆时少一点警察的突击检查，希望不要再被派出所的人赶来赶去。
在他看来，目前的环境下，“我们看不到未来”。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吸毒者均为化名)
记者观察
要给农村吸毒者生存的基础
与城市吸毒者略有不同，这是一群很容易被忽视的农村吸毒者，更没有生存基础。
广东农村吸毒人数有多少，目前尚未有权威的统计。有据可查的是，仅仅在高州戒毒所，目前住着300名左右的农村吸毒者。而在粤西地区，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座同等规模的戒毒所。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农村毒品蔓延很快，现在农村的吸毒人数和城市吸毒人数比例为1:1，并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吸毒者戒毒后，就散落在乡村的各个角落，成为无人关注的“毒瘤”，为了活下去，这群人可能会干出诸如抢劫、贩毒等罪恶的事情。有调查统计，粤西一些地方高达60%的农村治安案件，背后都有毒品的影子；而超过90%的吸毒者第一次走进戒毒所，也正是由于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南方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吸毒者出戒毒所后几乎没有受到社会的关照，依然面临着很多在他们看来无法逾越的事情。
根据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戒毒科医生石俊峰了解的情况，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和部门帮助这些农村吸毒者，都是靠个人去努力走向社会，但是这样面临的困难也非常多，很多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最后开始复吸。
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院长、香港国际戒毒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希范专门去肇庆怀集县调研农村的吸毒情况，发现怀集农村的吸毒情况非常严重，在他们去的那个镇，当地的数据显示有40%的青壮年劳动力吸毒。
“在农村，一般都是采取强制戒毒的方式，但效果不是很好，心瘾难戒，按他们的话说，‘心疼得厉害’。在强制戒毒所，没有系统的医疗和心理治疗，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一种强制行为。”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建议，从目前来说，要戒掉毒瘾，不能单靠普通的强制戒毒方式，要让他们回社区生活，让他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地方政府也要做一个牵头人，要做好集体致富的工作，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资金和技术上都要尽力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他们一起工作。就像扶贫一样，从“输血式”救助转向“造血式”救助。
“当前，戒毒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组织能够解决的，应该加强家庭、社区的戒毒合作，给吸毒者更多的关爱和尊重。条件合适的地区，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这才是根本。”张希范建议，首先，要把他们当作病人和受害者，其次才是违法者。
“而目前，我国的社区戒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全国只有深圳和上海的部分地区开展了社区戒毒。一是因为当前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二是很多基层政府认为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这个模式基本不愿意去做。”
“我们承认曾经犯过错误，但也希望社会能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宋平在谋划着做点小生意，但他目前还没有启动资金。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胥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