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职业”背后的尴尬
“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一份‘高危’工作。”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致王勇平的公开信。
这篇6000多字的博文，对那场备受争议的新闻发布会作了细致的点评，随后这篇被奉为新闻发言人“教科书”的文章通过网络被大量转载。
这之后，语文出版社安静的小院被蜂拥而来的媒体踏破了门槛。王旭明自嘲是“走了王勇平，火了王旭明”。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王旭明反复强调，对“已经说过的观点不想再谈，谈了就要往深处谈”。
王旭明表示，就连战乱中的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新闻发言人穆萨·易卜拉都没有受到牵连，遭到通缉，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就成了“高危工作”，根本原因是缺乏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保障。
8年前，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内的66个部委和地方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被誉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内首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旭明说：“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在2003年非典后迎来了制度初建和标志性的一年。”
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的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目前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还有11人。
当时的授课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表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另外有自己的工作主项，所以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也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而官场上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王旭明更是指出，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可以容忍许多该说话而不说话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却不能容忍一位发言人说错一句话，这不公平。“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发言人走到台前，张开口。对那些该讲不讲、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该给予批评，至少不升职。”
王旭明拿自己举例，他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也曾以独树一帜的风格颇受关注。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事人连线，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网民的提问，但是同时期他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也颇受争议。
对于王勇平调任波兰的消息，虽然铁道部反复宣称是“平级调动”，但在老同学王旭明的眼里“这至少不是肯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坦言，由于各部门职能、级别设置不同，司局级的新闻发言人根本“支派”不了其他部门和全局的信息。而且政府自身流程，“上报领导，下商部门”的层层审批过程，也无法满足公众对信息传递“迅速”的要求。
而更为现实的是，新闻发言人作为官员自身还有着“升迁”的需求。
2008年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一度被媒体描绘为“黯然离去”。对此王旭明表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而不是职业化的。我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副司局级，我总要进步啊，我现在所在的语文出版社是正局级的岗位。”
王旭明至今还记得史安斌教授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可以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走职业化道路，那么像王旭明这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新闻发言人。”
撇开自己是否真的要做一辈子的新闻发言人不谈，王旭明表示，这至少可以解决目前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断层”问题，往往是部门着力培养的、刚刚积累起丰富“实战经验”的新闻发言人，因为职务变动被调升至其他部门或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