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扛“一麻袋荣誉”上法庭，能抵多少过？

　　不久前，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该县张家湾镇某村党支部书记石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在法庭上，曾演绎过富有戏剧性的一幕：石某扛来一麻袋荣誉证书，包括“优秀党员”、“省级劳模”等等，力图减轻对自己的判决。然而，这些荣誉证书显然未起作用，法院还是根据法律和其犯罪事实作出了上述判决。(《华商报》8月28日)

　　石某确有一些天真，于他心目中，功与过在法律的天平上同样可以称量和交易。殊不知，《刑法》第四章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确定的减轻处罚，主要限于有自首情节和揭发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现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法院的判决无疑给石某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但转而思之，即使功能抵过，这一麻袋荣誉证书又价值几何？能抵多少过？

　　这些年，在法庭上展示荣誉证书已然成了不少受审官员的“保留节目”。北内集团总公司原房管科长孙大庆，利用负责北京朝阳区“城中村”整治工作的职务便利，编造虚假拆迁名单，冒领拆迁费74万余元。受审时，孙大庆的律师拿出孙的24本荣誉证书，以图轻判。面对受审官员的“证书秀”，估计不少法官已经产生“免疫力”了，甚至可以得出“荣誉证书越多越说明问题越多”的关联推断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石某筹资修建了拦河大坝使灌溉面积达500多亩，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2700元。这些本是职责范围内的贡献，竟然换来了一麻袋荣誉证书，突显当下荣誉授予机制的弊病。其一，荣誉滥授。荣誉的正式性决定其不能随意授予，而现实里，荣誉俨然是批发市场上廉价的草帽，想评就评、想授就授，甚至花钱就能买，只要你敢戴，“共和国脊梁”这样的帽子也能编出来。其二，缺乏民意参与。不少地方搞评先评优活动，往往由上级发起和主导，民意被阻隔在外，进而出现褒贬同集一身的现象——原山西古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玉德河私藏枪支、家藏1200万元巨款，被当地群众视为一霸，可他竟被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

　　荣誉的日益贬值，对荣誉本身是一种伤害，对获得荣誉的个人或集体也是一种嘲讽。要让荣誉回归底色，成为“荣”誉而非“损”誉，我们的荣誉授予机制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石某固然天真，但他的荣誉至少还有点“干货”。令人担心的是，若如果某一天，有贪官扛着一麻袋“山寨脊梁”版的垃圾证书要求轻判时，那可真是浪费庭审时间了。（任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