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建国伊始，周恩来总理就告诫我们：“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要有信心。”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才最有利于巩固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更好地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当时，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有苏联和东欧少数国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是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我们需要尽快打破这种局面。为此，周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指示，制订了贯彻落实的六条外交方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即便是在处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周总理也经常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新中国拥有较大的战略选择空间，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
平等相待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多次指出，“支持和尊重是相互的，只有支持和尊重这些国家，别人才会支持和尊重中国，持之以恒，我们的朋友才能遍天下，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周总理的外交实践中，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例子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后，周边国家一度对中国怀有很深的疑虑，缅甸曾一度出现“中国威胁论”。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曾坦率地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针对缅甸的疑虑，周总理先后9次访问缅甸，与缅甸领导人推心置腹地长时间深入交谈。特别是1960年周总理第四次访问缅甸，他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建议，调整访问日程，提前一天到达仰光参加缅甸的泼水节。缅甸的泼水节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是缅甸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周总理按当地风俗，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当时，周总理刚种过牛痘，不宜泼水，随行的同志建议他象征性地泼一下，但周总理从大局和中缅友谊出发，每到一个彩棚都兴致勃勃地和缅甸群众相互泼水，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缅甸人民。后来，吴努曾对毛主席说，“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周总理访问缅甸后，大大地消除了这种恐惧。”
在与广大的非洲国家交往时，周总理特别注意平等相待，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主张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国际事务所中为非洲国家说话，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的正当立场。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历时70天，广泛交往亚非朋友，维护和加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这无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说明周总理对亚非国家平等相待，以诚相待的情意，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周总理常说，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差别，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努力寻找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点，避免和减少分歧，求同而不是立异。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做了一次著名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求同存异的思想。
当时，一些国家为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先是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赶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包租一架印度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但因公务繁忙，周总理未能按原计划到香港乘机，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搭乘该机前往印尼。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用重金收买了香港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尾处偷放了一枚定时炸弹，飞机中途发生爆炸。这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谋杀阴谋。毛主席闻讯后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周总理，劝阻他为安全起见，改变计划不去赴会。周总理考虑到会议的重要性，仍然决定出席会议。他不顾个人安危，改变行程后，从北京出发经仰光到达印尼。当周总理抵达万隆后，发现虽然亚非会议总体上气氛热烈，表现出亚非国家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但也有人在美国等国的挑唆下，提出中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大家不是一条心，并发出“共产主义威胁”等不和谐论调。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决定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为书面发言稿印发给大家，自己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在这篇著名的补充发言中，他对与会代表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万隆会议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求同存异思想，并且强调求同存异适用于各国关系。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不同点。周总理不仅提出并倡导求同存异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共同点。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和与会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他说，中国与亚非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共同基础就是“我们都经受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对与会代表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总理的一席话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也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精神”。
周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争议问题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