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涉国共关系受关注 学者解读编撰过程

　　日前，一部36册的《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书中涉及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所以备受社会关注。昨天，记者专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他参与了抗战部分的撰写。

　　吴景平介绍，这套史书客观地将抗战作为中华民族一致抵制外侮的一场战争，超越单个党派的立场，对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记述篇幅的比例为3：2，大量引用中国台湾地区所收藏的国民党当年的会议记录、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关键人物的日记等已刊及未刊史料。

　　首次引用一些未出版史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透露，书中大量引用了台湾地区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引用了很多已公开但未出版的史料，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记录和重要人物的日记等，不少资料还是首次引用。

　　以国民党中央的抗战决策为例，“以前史学界一直认为，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就定了，但这毕竟只是个人谈话，国民党中央的决策机制并没有启动。”吴景平说。那么，国民党的决策背景和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一章《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引用了来自台湾的史料《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中的记述，当中提到，在蒋介石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谈话后，依然有不少高官主张议和，如“胡适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

　　为了证实这次会议的真实性，《中华民国史》除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原话外，还援引了与会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与铁道部长张嘉璈的日记。吴景平介绍，张嘉璈的日记还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找到的。

　　国民党在作出抗战的决策之后，需要有制度上的安排。《中华民国史》又引用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8月11日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置国防最高会议，并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