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涉国共关系受关注 学者解读编撰过程(2)

　　正面与敌后战场篇幅3：2

　　近年来，对国民党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的披露在书中也得到体现，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百万大军，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之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只有3个师的编制，在战争爆发初期，日本的主要兵力投放在正面战场，就特定的战斗和战役的规模而言，肯定是正面战场来得较大。共产党主要是在敌后战场的配合，如游击队在侧翼骚扰主力日军的行动，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供给线，在直接打击日军的同时，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等。

　　吴景平认为，想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历史并不难，只要超越单个党派的立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能客观介绍每种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不会使《中华民国史》的抗战部分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是中国军队，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展现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

　　书中展现出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吴景平介绍，新理解体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历史观上，它将日本侵华战争作为一场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灾难，除了坚决抵抗，没有退路、没有其他出路。在此前提下，无论国共两党还是无党派人士，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如共产党在日本入侵后，马上要求华北和平津的民众起来抵抗，而国民党方面则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彷徨，但从整体来看，都是从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坚决抗战。

　　“这是我们力图把握和表现的。”吴景平说，撰写者通过尽可能多地掌握史料，从中挑选核心内容，客观体现中国社会各界、各种力量对抗日的反应，“书稿平实地体现了这个过程。”

　　平实的态度，也表现在不回避两党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如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和历史过程，均通过详细的史料予以阐述，当中包含相当多的新引用史料。

　　《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表示，这套书无论是对于清末民初报纸材料的利用，还是对于台湾地区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弥补了以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及看法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新意和突破。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有全面深入的论述，评价较以往更全面、立体、平实。